这种最脏最累的活儿自然是严管犯人的，杂务常金山只负责往沟里放荆条，我和朱明武、刘力是负责捞荆条的。已在臭水沟里浸泡了半个月的荆条又臭又沉，那沟里的脏水直溅得我们几个人满身满脸。魏喜来捂着鼻子躲在远处指挥我们干活，生怕脏水溅到他的身上。
干完这活儿时，队里所有的犯人都睡午觉了，我们严管组这三人带着浑身的污水和臭味，先把早已凉了的饭菜狼吞虎咽地吃完，再把衣服洗干净，一切工作完毕，又到下午出工的时候了。
下午，严管组仅剩的三个人和三组犯人干一块地，王雪红、王建明等人干完自己的活儿后，二话不说带着几个小哥们儿来帮我干活，很快就把我们这个几个精疲力尽的严管犯人的任务完成了，这使我心里感到暖融融的。
由于严管犯人的骤减，每日在院内例行的义务劳动也显得多了。原来由七、八个人干的活儿，现在只能由三个人来分担了，加之朱明武吐血，身体不好，实际上只剩下我和刘力在干活。
晚上回来又是小劳动，先是由我一人在压水机下面的大铁锅里往外掏水，然后我和刘力和沙子灰，砌杂务室的灶台。
两个来月的严管生活，对这样的劳动我也习惯了，人到哪儿说哪儿。但让我感到悲哀的是，原来应该由这些杂务干得活儿，现在全部落到严管组犯人身上了。例如魏喜来刚才叫我出来掏水，其实不过是几分钟的时间，他去叫我的功夫，也早就干完了，但他不干，一定要让别人来干。
他身上穿得也是犯人的黑囚服，只是洗得干净一些罢了，而且他来自农村，干活儿是他从小练就的本事，他手上的老茧只是到了监狱里才开始消失了。但环境改变了他，他现在是犯人中的“贵族”，或像大家私下称呼他们的“杂务老爷”，所以他要将自己的权利充分地发挥。但他一旦离开监狱重新走上社会，还能适应劳改释放犯的身份吗！
俗裕说：“人越养越懒，嘴越吃越馋”，这是千真万确的。
不仅如此，对于“养尊处优”这句话也使我有有了广义的理解。在优越的物质条件下，人可以“养尊”而“处优”；在物质条件不优越或比较恶劣的环境中也有养尊处优者，而这种“养尊”与“处优”者只是相对于相同环境中的其他人罢了。
推而广之，像魏喜来之流也算是一类人。综观他们的一生，或许自从生下来就是人下人，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开始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已习惯于对权势者唯唯诺诺、俯首贴耳。于是，权势者给了他们一些权利，让他们也做一做“人上人”，他们便忘记了自己的出身，学着当起别人的主子来了。像魏喜来这样的人与其说是可憎，倒不如说他可怜、可笑、可悲！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二）
“成事在神，谋事在人”，这是所有头脑健全的人都知道的道理。但在农场为麦收展开的宣传中，到处贴满了“人定胜天”的标语，人们早已是见怪不怪了。因为建国20多年来，全体人们接受的就是这种纯主观的、发表科学的教育。谁也不愿再去想这个问题——“人能胜天吗”！
但是这些天的阴雨绵绵已经使农场的干部感到了无奈，因为这天气给今年麦收带来的严重的困难已经摆在了面前。既然事实上人胜不了天，“龙口夺粮”便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情况。
今天是19号，从早上起，淅淅沥沥的雨就不断下着，很快就使院里院外变得一片泥泞，“人定胜天”的大红标语被雨淋得从墙上剥落下来，皱皱跋巴巴地挤在墙角，渗着殷殷的血色，真象是天对不自量力的人的嘲弄！
明天是计划中开镰的日子，可计划赶不上变化，这样的天气是绝对无法开镰的，但不开镰，雨何时才能停止？等到可以开镰时，播种的节气又耽误了。
我不是庄稼汉，我只是一个犯人，但看着丰收在望的麦子无法开镰入仓，心里也感到隐隐的忧虑。
早上，杨指导员在甬道召开全中队犯仁大会，忧心忡忡地警告大家要做好今年麦收“吃大苦，耐大劳”的准备。然后每人发一把镰刀，让大家做好因机器无法使用，只好“人工收割，人工脱粒”的应急准备。趁今天下雨无法出工之机，务必要把各自的镰刀磨好。
使我高兴的是，杨指导员今天在会上第一次公开点了赵宏英的名，而且又撤消了他五组值星员的职务。这是赵宏英被免除严管组值星员的职务后第一次在会上被公开批判。
杨指导员批判赵宏英的错误有三点：
１、他对政府干部不满，他回到组里后，不断散布“政府干部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反改造言论。
２、对中队的伙食不满，“污蔑”伙房蒸的镘头越来越小，变相克扣犯人的口粮。
３、散布银乱思想，公开与犯人谈论他与他的妻子之间的性交如何如何，还有“极为下流”的砍管儿行为。
杨指导员指出他的严重问题后，严正警告他：“如果怙恶不悛，继续胡闹，等待他的将是极其严厉的惩罚。”
低着头一言不发的赵宏英就坐在我的前面，我叮看着他瘦削的后背，心想：“这不就是‘多行不义者必自毙’的道理吗？”我不知道“不正的革命分子”赵宏英当年逃跑到北朝鲜是出于什么目的，我只知道他在严管组当值星员时的表现是人性全无，用对严管犯人的各种折磨来求得政府干部的垂青。
出于极端利己主义的思想，在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中，赵宏英变得即残忍又狡猾，当干部给他一定的“特权”和许诺他一定的好处（例如准备给他减刑）时，他便感恩载德，甘为犬马。他残忍地折磨杨指导员交给他的几名严管犯人，他狡猾地揣恻领导的意图，做他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像个奴才一样为主人尽犬马之劳，毫不吝惜地出卖他能够出卖的一切。
于是，他得逞于一时，得益于一时。但他终究还是愚蠢的，他利令智昏地忘记了他也是犯人，而且是干部们眼中需要严加监控的政治犯人。他不明白杨指导员对他只是利用而已，根本不会相信他在世界观上会与政府同心同德。
在严管组担任值星员的几个月里，赵宏英成了六中队的改造明星，对由他统辖的严管犯人颐指气使，动辄打骂。他不知道在这几名犯人表面的唯唯诺诺后面是对他咬牙切齿的仇恨。
杨进喜死后，赵宏英受到了撤消值星员的“处分”。对于杨进喜的死，赵宏英当然有着无可推卸的责任，毫无疑问，他对杨金喜的折磨是杨金喜之死的催化剂。但主要的责任应该追究谁呢？但可悲的是，无论是谁的责任，都被杨进喜“自寻死路，死有余辜”而一言以弊之了。
为不使杨进喜事件扩大化，赵宏英就被解除严管组值星员的职务后，杨指导员又让他担任了五组值星员。
如果说走出严管组是结束赵宏英专横拔扈、不可一世行为的开始。那么，杨指导员调他到五组充任值星员便是他由改造中的红极一时走向背运的过度期，就是在五组，赵宏英自己也跌入了反改造的泥沼地。这是为什么？
正像杨指导员刚才批判他时极其轻蔑地说的“他人穷志短”。“人穷志短”的确是赵宏英的特点，他入监后，身体原本就不好的妻子带着孩子和他的老母亲艰难度日。他的妻子恨他，因为他不顾一家老小，纯粹是为了自己想象中的幸福偷渡到北朝鲜。当他被引渡回国并被判刑后，他的妻子向他提出离婚的要求。赵宏英坚决不离婚。他说他爱他的妻子，说他的妻子很漂亮，他要我帮他给他妻子写信。于是我帮了他，不知是我的信起了作用还是她来探监时杨指导员的“帮助”起了作用，他的妻子暂时不再提离婚的事情了。
在劳改农场里没有法，约束犯人的只是各种制度，制度是人制定的，所以，制定这些制度的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它。
犯人每个月有2.5元的生活费，赵宏英从来不花这笔钱，攒到十多元钱的时候便给家里寄一次。在严管组当值星员时，严管人员每月被非法扣除的一元钱都被杨指导员奖励给赵宏英和两个副值星员了，但他得的最多。不仅如此，严管组值星员的身份使他得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犯人该买的东西他都不用买了，严管组犯人的东西就跟他的东西一样随时可以取用，没人敢举报他。队长就是看见了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在严管组可以为所欲为的赵宏英到了五组就玩不转了，五组不是严管组，而且是中队里比较特殊的一个组，那里“二进宫”（进过二次监狱）的人多，进过严管组遭到赵宏英痛骂以至毒打的人也多，加之赵宏英在中队里人缘极差，很多犯人都在寻找报复他的机会。
赵宏英没有了严管组值星员的特权，也失去了各种生活用品的来源，在伙食上也与普通犯人一样待遇了。养尊处优的他已经忍受不了这种犯人的正常待遇，
他人穷志短，经常向犯人强行索要他离不开的烟和一些生活用品。而且，他满腹的牢骚经常不分场合地发泄出来。
赵宏英在严管组时就经常在严管犯人面前炫耀他的妻子长得如何漂亮，他的妻子究竟漂亮与否谁也不知道，谁也没见过，只是听他吹就是了。但他砍管儿的习惯大家可是都知道的，就连我夜里醒来也不知一次看见过他咿咿呀呀地干这种事情，但在严管组只是没人敢说罢了。他在五组短短十几天，这些事情全都被同组的犯人做为问题向政府汇报了。
一些接受改造或恨他的犯人不断把他的反改造言行向政府汇报。时间长了，他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杨指导员尽管出于某种目的还想袒护他，但他的很多不满言论是直接指向了政府干部的，杨指导员几次教育他也不见成效。心怀不满的赵宏英不思悔改，继续散布反改造言论，其言论比一些老牌的反改造分子更加恶毒，这才有了今天被杨指导员点名批判的结局。
会上杨指导员还宣布，经研究后决定：由于夏天来临，犯人可以使用蚊帐，但有两点必须保证。其一是各组必须保持室内整洁，其二是严防有人利用蚊帐胡搞，用指导员的话说，就是要“小心兔子”（是说不许利用挂蚊帐之机搞流氓活动──指“同性恋”）。
茶淀的蚊子又大又多，有人说：“茶淀的蚊子十来个就能炒一盘”，这是夸张了点儿，但从这玩笑里也能看出这里蚊子的可怕。
可以挂蚊帐的决定是与严管组无关的，严管犯人是不能有此享受的。他们的蚊帐必须交出来给没有蚊帐的犯人使用，在严管组严管犯人的一切财产都是可以由政府任意分配的。于是，夏天的严管组除了饥饿与疲劳外，又多了一样灾难，那就是无法逃避的“蚊患”。
雨，不紧不慢地整整下了一天，到晚上还是没有停止的意思。严管组的破屋四面见天，而今又四面漏雨。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至少漏了十多处，大滴大滴的雨水争先恐后地往下滴嗒。屋外面是一片泥泞，屋里还是一片泥泞。这些天来，地铺下面的的稻草早已湿透了，大家都盼望着天气快点好起来，好把湿碌碌的被子拿到外面去晾晒。
指导员也不放心严管组的破屋，中午来了一趟，晚上又来察看。他对习东生说：“不行就搬到新建的那间小房去。”习东生说：“那间房子不仅窄，而且里面堆满了化肥，就算是把化肥都搬出去，那化肥味人也受不了，还不如在这间屋子里对付几天，熬过雨季。”
晚上，杨指导员再一次召集全队犯人在甬道开会，传达局档委（劳改局）关于麦收的指示精神。大意是说，今年的麦收面临严重的危险，根据附近天津、唐沽、汉沽等地的天气预测，19日、23日、24日、27日均有中到大雨。现在就必须做好在雨里、水里抢粮的准备，就像1973年那样，机器下不了地，人只能在水里捞麦子，虽然大量的粮食被糟蹋了，但总比看着麦子全都烂在地里好一些。
杨指导员强调指出：“这样的天气，能收回多少麦子那是大家的能力问题，但收不收却是态度问题。所以，在这场抢收麦子的战斗中，必须要奖惩分明，有立功者，茶淀农场属于“强劳”的人员，可以提前释放，属于判刑人员，可以减刑或奖励。而对有破坏行为的犯人，一律严惩不贷！“
杨指导员最后宣布：从明天起，作息时间改为早上4.30起床，5.30出工，（严管组4点钟起床），上午10点钟收工，中午睡觉。下午3点钟出工，晚上7 点钟收工。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日（星期三）
夜里，雨停了。
由于地铺的潮湿，又由于漏雨处滴嗒滴嗒的雨滴不断敲打各种接雨水的器具，这一夜我也未能入睡。
清晨4点钟，严管组犯人起床了。由于外面道路的泥泞，今天停止出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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