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吃病号饭的人已不是平常的少数几个人，而是半数以上的人都吃上了病号饭。这又是六中队的一次“史无前例”。
严管组的刘力和王来喜吃病号饭，谷有清把他们剩下的镘头分给了别人。中饭和晚犯我各得到一个，进严管组一个多月，我总算吃了一顿饱饭。
镘头多吃两个，活儿也比平时干的多了，平时打扫院子的工作，因为刘力和王来喜生病，剩下的人只好代为完成了。
晚上电视里演的是英国电影《简爱》。
这是根据英国小说家夏绿蒂.勃朗特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十多年前，我上中学时便读过这本书。电影（小说）通过主人公罗切斯特和简爱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深刻揭示了当时英国法律在本质上的矛盾和虚伪。那时的英国，人们注重的只是法律的形式，而不是法律的本质，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这种风气在简爱的意识中也是根深蒂固的。她热恋着罗切斯特，但又追求平等的婚姻关系，这在等级森严的英国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有，也是极其罕见的例外。
这部著作之所以成为历百年而不衰的名著，就在于它歌颂和追求了这种罕见的爱情关系，它的成功之处还在于，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正处于上升时期，在其社会的弊端尚难掩盖“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时就发现并鞭笞了它。
如果说简爱是做为理性的象征而被批判的人物，那么，罗切斯特则是资产阶级标榜的感情至上的人性的象征。他为追求真正的爱情，可以不顾门第的悬殊，可以不顾社会舆论的指责，但他对法律的忠诚又使他优柔寡断，陷在深深的矛盾与痛苦中。罗切斯特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而电影或原著的引人入胜之处就在于它们对这种矛盾给予了深刻揭示。
电影中，把奄奄待弊的简爱拯救于荒野中的教士也是一个刻画得极为出色的人物。教士追求人世间的爱，但他追求这种爱是出于对上帝的虔诚。他用全部的赤诚爱着上帝。他在简爱身上发现了这种爱的共性，他想“超度”简爱，但他不知道爱上帝仅是简爱性格中的一个方面，所以他失败了。
但倘若没有简爱对罗切斯特深入骨髓的的爱情，后果又会怎样呢？我敢说，她也会毫不迟疑地投进上帝的怀抱。
教士说：“对事业的追求可以医治一切心灵的创伤。”但简爱却没有他那种传教于东方的信念和事业心，而且她心灵中的创伤是有自动愈合的希望的，因为她是世俗的女人，他对罗切斯特爱得太深刻了，这使她根本不可能超脱现实而纳入上帝的怀抱。
电视演完时，夜已深了。但我毫无睡意，沉浸在深深的思考之中。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二）
由于患病人数的急遽增加，今天全中队停工一天。据统计，大约已有80余人患病，占全中队人数的二分之一。昨天晚上，马干事特意关照伙房今天给大家熬粥做面汤，叮嘱大家好好休息。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今天早上，我终于交给杨指导员一份思想汇报，检讨了自己一年来所犯的“错误”。此时，我不想为自己的软弱无能做任何辩解，在这里，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面前，我终于认输了，认栽了。如果说，在团河农场的单身牢房里，我可以算是以精神胜利者的姿态暂时走出了铁门，而在这里，我却是个彻底的失败者！
中午来水了，征得严管组新任值星员习东生的同意，我把自己的赃衣服、枕巾等都洗了。今天不洗，说不定什么时候水又断了。水源充足时，我已没有讲卫生的习惯，现在水源不足，我到讲起卫生来了。
病人的剧增使大量窝头、镘头等食品成了多余的东西，每个组都有剩余，有的长毛了，有的放馊了，只好一兜子一兜子地扔掉。
但在严管组，饥饿者却眼巴巴地看着这一切。
我敢说，到目前为止，全中队的犯人感到饥饿的只有我和谢金泉、朱明武这几个人了。即便如此，我又能怎么办呢？要求别人来施舍吗？只要我开口，就能得到一点儿吃的东西，但我不能，我还没饿到活不下去的程度。况且，不经历一番痛苦的折磨，又怎能得出深刻的结论呢！
还是牢牢记住歌德的名言吧：“既然痛苦是欢乐的源泉，又何必因为痛苦而悲伤。”总有一天，这千金难买的时刻会在我的记忆中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回顾。
晚上点名时，杨指导员向大家说了我检讨的事情，并宣读了检讨中的部分内容。他得意地说：“李恒久开始认识自己的‘罪行’了，但这仅仅是开始，还远远不够，他还必须做触及灵魂的检查。通过李恒久的事例，你们应该认识到在监狱里，没有什么人是铁板一块，再顽固的人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也只能缴械投降。”
杨指导员得到了我的检查，他应该满足了，但他还假装不满足，还要在全体犯人面前炫耀他的战果，以对我的贬低和嘲弄来发泄几个月来对我的仇视。而我既已采取了妥协的策略，既然已经忍栽了，也只有忍耐着他的捉弄，就像猫捉弄他爪下的老鼠。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四日（星期四）
一面是饥饿，一面是把刚刚领来的镘头拿去喂兔、喂狗。同样都是犯人，却存在着人生之本性的巨大差别。
中午，张东生没有打饭，吃的是家里给他送来的点心，他的饭被张士恢喂兔子了。
六中队有一批家庭经济条件或政治条件比较优越的犯人，六中队的政府干部对他们也都是另眼相看。张东生、朱晓星都属于这一类人，张士恢也不例外。张士恢的父亲是外交官，母亲与父亲长期驻外。无人管教的张士恢走入歧途，以强j罪被判刑5年。判刑后，由于家庭生活优裕，隔几天，家里便给他送来一些犯人很难见到的食品。他们都是监狱中的上等犯人。
张士恢没有体验过挨饿的滋味，他不懂什么叫做“食不果腹”。中队养的几只兔子关在离严管组不远的地方。张士恢就在严管组犯人的眼皮底下拿着一包刚蒸得的镘头喂兔子，严管组几个饥肠碌碌的犯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在监狱里，尤其是在农场劳改队，不仅专政者与被专政者没有平等可言，犯人之间也没有平等可言。
茶淀农场远离北京，犯人家属来探监很不容易，要坐几个小时的火车，还要走很远的乡村土路，只有那些有权势的犯人家属才可以驱车而来。这样的犯人家属不多，唯其不多，监狱里一些驱颜附势的干部才会对他们另眼相加，他们的子女也便成为了犯人中的上等人。
这些属于人上人的犯人家属都是聪明的，为使他们的孩子得到特殊关照，他们把功夫下在了像杨指导员这样的直接管理干部身上。犯人家属行贿，政府干部受贿在茶淀农场是一种公开的行为。
张东生、张士恢、吴晓光（我后来的小舅子）等人便是这种交易后的受益者。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五）
今天，场部召开麦收前的动员大会，朱场长针对各中队的改造形势做了冗长的讲话。
他在谈到六中队的改造情况时，即谈到了“死有余辜”（原话）的杨进喜，尚在追捕中的郭连玉、郎文福等人，也谈到了我的问题。他说我在六中队为20余名犯人写申诉，鼓动翻案。其后，声色俱历地说：“这种反改造的行为在监狱里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谈完形势，朱场长推开发言稿，口若悬河地讲了三分场的生产情况和夏收工作的基本内容，特别强调在下一阶段的劳动中，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各中队开展评比。
今天，由于朱场长指名道姓地对我进行了批判，使我感到十分难堪，也很恼火。我从不认识朱场长，他说我给六中队20余名犯人写申诉，这一定是听杨指导员的介绍。但这是无稽之谈，是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我帮别人写过的申诉信最多有6个人。
我有错误，有多少便承认多少，有多少便改正多少。但这种无限夸大的做法我绝对不能接受，他这样说，难道符合档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吗？
一个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而这种精神也只有在他的肩上、头上有压力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压力可以使人停滞、倒下，甚至使人毁灭，但压力也能使人变得坚强，增加他前所未有的耐性和韧性。前者是懦夫，后者是勇士。
对我的今天来说，公正的评定我要接受，不公正的评定我也要接受。因为朱场长今天的大会讲话并非是对我本人问题的法律过问，那只是他对犯人批评教育中的信口开河。
忍耐，这才是大度科学的根据！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六日（星期六）
上午在16甬锄草，中午回来。
杂务成震开通知严管组犯人不能睡觉，要到监区大墙下面，去把那里的草打干净，以免影响警卫人员的视线。
吃过午饭，各组犯人都睡觉了，严管组的几个人继续干活。
大墙下面的杂草已长到一人多高，谷有清带领我和谢金泉、朱明武等人到那儿干活时，或许是因为不久前的杨金喜事件，直至我们干完活，警卫的眼睛与黑洞洞的枪口片刻也没离开我们。
因为还想回来睡一会儿觉，大墙边几百米长的蒿草，我们几个人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全干完了。
回来后，谢金泉被杨指导员叫到办公室谈话，回来时快要出工了。
他不说杨指导员找他的事情，我们也无须过问。但大家心里都感觉到，他快要出严管组了。
不知是进严管组后干活太累还是因为严管组的地太潮湿，这几天来，我的腰疼极了。在严管组这种病是没有就医资格的，我只能忍受着。
下午收工后，严管组犯人继续劳动，平整犯人在院里看电视时的空地，一直干到大家都吃完晚饭。
晚上看电视，今天电视里演电影《玫瑰香奇案》。
看完电视，各组开始评定当天劳动情况。我的评定是“中”。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七日（星期日）
农村中一年一度的麦收时节到了，监区内外已露出一种繁忙的景象。
今天虽然是星期日，但整个监区都不休息。
昨夜的一场雷阵雨下得实在不是时候，早上天空依然阴沉，地上满是积水，可以想见地里的活是一定不会好干的。
从昨天的天气预报也能看出今年的麦收时节雨少不了，全农场都面临着重大的考验。
农村中有句老话叫做：“麦熟一响，龙口夺粮”。丰收与否的关键就在于麦收那几天，就取决于那几天天气的好坏与否。天公做美，就能即丰收又丰产，天气不佳，就可能丰收而不丰产，大量的粮食就会霉烂在地里。
上午到8甬去锄草，地果然粘得不得了，根本下不去大锄，只能用手拔草。但由于接连不断地下雨，几天的时间，草已长得又高又密，拔出的草带着大团大团的泥，简直没办法摔打，这一上午干的活儿连平时一半也没有。
上午下工后，张东生让严管犯人背诵毛住席的文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背不熟不能睡觉，只有我一人可以一字不错地背诵下来，我被允许睡觉了，其余人员一直背诵到出工。
中午太阳出来了。茶淀农场就是这样，阴天下雨时，地里一片泥泞，太阳一出来，又是一顿暴晒。下午开始干活儿时，早上还是一片泥泞的麦地就变得硬梆梆的了。趁这个机会，全队犯人把上午拉下的活儿和下午该干完的活儿一股脑儿突击完了。
但这和全场预计的时间仍相差甚远，马上要开镰了，15甬、16甬的草依然没有拔完。
晚上召开中队“龙口夺粮”誓师大会。会上，杨指导员亲自动员大家要在改造的关键时刻做出成绩，争取减刑。同时宣布谢金泉、何连喜被解除严管。这样，严管组只剩下我和刘力、朱明武三个人了。
晚上睡觉时，原本能睡八个人的床铺只剩下三个人，冷冷落落的透着凄凉。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一）
原计划今天开镰，但天公不做美，天气依然是说变就变，雨时断时下，只好把开镰的时间再往后推迟两天。
也幸好往后推迟了开镰的时间，否则，15甬和16甬的第二遍草真不知要到哪天才能锄完呢。昨天晚上杨指导员的讲话中特别提到关于犯人的粮食定量也要分为甲乙丙丁四级评定的事情。
标准一公布，真是立竿见影，上午干活儿就见了效果，15甬整整一块地的杂草，不到两小时便风卷残云般地锄完了。
干活时，指导员杨光明来到严管组，他一边和刘力、朱明武说话，一边帮他们干活儿，只是对我不理不睬。我不知他此举是无心还是有意，但这种淡漠使我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中午回来的早一些，杂务魏喜来让二组犯人常金山带我们到院外监区“中央马路”两边的臭水沟里去捞荆条（一种北方的灌木，农村多用来编筐）。荆条捞出来后，再把新荆条泡进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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