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淀:十年监狱生涯的最后岁月

时间：2007-06-12 22:43:33 来源：网络作者：李恒久阅读：30135次

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他是针对我说的。是的，三年前，我不就是用所谓的江田岛精神来刺激自己吗。

“士可杀不可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感觉自己错了，那是在杨指导员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我心悦诚服了。这不是我摄于压力的畏却，而是我真的感觉自己太幼稚了。

杨指导员谈到准备在下一讲中谈第三个问题“坚持档的领导”，特别是针对我的错误讲了讲如何对待政府干部的工作，以及犯人的被迫改造和公民及干部们的自觉改造问题。他说：对于严管犯人来说，“每个人对于‘自觉改造’的问题都要有个正确的估价，不过事实上这很难做到。”

晚上看电视，天津台和北京台均是转播澳大利亚青年交响乐团访华演出实况，看来，无论是我还是在座的犯人能够接受这种艺术的人不多，除了最后演出的“澳大利亚马蒂尔圆舞曲”尚能引出共鸣之外，其他的交响曲就很难接受了。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二日（星期四）

由于六中队发生了杨进喜事件，今天严管组被解散了。严管组的解散不是由指导员杨光明在全队犯仁大会上宣布的，而是由严管组代理值星员郭有清通知大家各自回到原来所在的组。严管组悄无声息地解散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这天下午，恣意妄为的赵宏英也被送进了禁闭室。

想起严管组解散前我内心中的懦弱以及即将做出的妥协打算，我感到惭愧。幸好的是，还未容我采取具体的妥协步骤，比如深刻检查之类，严管组便自行解散了。

出了严管组后，我又回到六组，六组的人员依旧，但经历这么多事情后，大家似乎都变得沉默了。以前彼此的轻松与热情没有了，代之而来的分明是一种成熟后的冷漠。

后来的感悟—

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自有一整套专政的措施，没有这些与专政或执法机关相匹配的措施，对犯人的管理便无从谈起。例如，监狱中为不服管教的犯人设立了禁闭室，这无论是在一件还是茶淀，都是不可或缺的；再例如，犯人的行为超越监规纪律的规范或谓之曰“反改造”时，还有加刑甚至更严厉的刑罚可以使用，这在当今时代几乎是各个国家管理犯人通用的手段。

但茶淀农场三分场六中队的严管组却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建立是自诩为对犯人管理有方的杨光明之流的独创。它随意克扣犯人的法定口粮，克扣劳改局规定给予犯人的基本生活费，任意增加犯人的劳动强度，利用犯人来治理犯人，干部默许甚至亲自辱骂和殴打犯人，这一切都是以剥夺犯人的基本权利为手段，达到使犯人服贴的目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人制代替了法制，那时，普天之下一片混乱，监狱更是无法可循。当“四人帮”为代表的一个时代结束后，人们的思想还没能与发展的时代马上同步，这原本也无可厚非。做为单个的人，这或许无关紧要，但做为执法机关的一级组织依然沿袭那荒唐年代的做法，便足以败坏一个国家的声誉，危及法律的尊严。

严管组解散得是那样匆忙，那样草率，这足以说明它的建立并非是法律赋予杨光明这些政府干部的权利，它即不合情也不合理。他的结果便是加剧了犯人与政府的对抗，屡屡发生犯人的越狱事件，直至杨进喜越狱后的被击毙。

杨进喜的死固然是他自作自受，罪有应得，但倘若杨进喜违犯监规后不是被关进六中队自行建立的严管组，倘若同为犯人的赵宏英没有对他采取非人的虐待，没有让他夜半时分独自一人到院子里去行动，倘若六中队的主管干部不给予赵宏英这种非法的权利，杨进喜能有今天的下场吗？如果说，杨进喜的死是由赵宏英一手促成并不为过，那么，六中队的主宰____指导员杨光明等人难道不该承担责任吗？

赵宏英被关进了禁闭室，等待他的应该是法律的处理，但谁来追究六中队指导员杨光明的责任呢？

赵宏英在禁闭室关押数月后被放了出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给他加刑，他逃脱了法律的惩罚，但“多行不义必自毖”，他终究没能逃脱命运的惩罚。

那是在我出狱后听到的关于他的消息。在涉及全国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中，同样是政治犯的赵宏英没有被释放，他仍在农场劳动改造。他后来疯了，那是因为他的妻子最终还是与他离婚了，妻子带着他唯一的孩子改嫁了。

因为他真的疯了，他被保外就医，后来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他的消息。

中国有一句老话：“善有身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一切全报。”当我听到赵宏英那可悲的结局时，我想起了这句脍炙人口的老话。

（完）

附录：

第一封信：

1979年5月16日，我在茶淀劳改队服刑改造时，监狱管教干部杨全亮（中队指导员）给我家属写的一封信：

李学三：

李恒久自入监以来，一直不认罪服法，不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顶撞漫骂政府干部，大搞两面派，煽动犯人上诉，闹罢工，搞流氓哥们义气，和政府对着干，现已将其严管。目前他对自己的反动言论和反改造活动有了初步认识，思想上开始缴械，本来严管犯人停止通信和接见，为挽救他，请你们来信予以教育。

杨5、16

注：李学三——我的父亲。

第二封信（指导员杨全亮在我一封家信中的批注）：

李恒久的问题在我中队相当典型，而且前一段时间表现极坏，完全是世界观的问题。为了挽救他予以严管。经过严管看来有所好转，对问题有所认识。为此，8月27日解除（严管），但（他的）问题并没最终解决，至于是不是（给他）加刑这完全取于决他自己。但目前（加刑）条件已经具备，政府只是在等待，只看他今后的表现如何了，望你们对他加强教育。

杨8、31

我的家信如下：

二姐，你好！

接到我的半年总结后，你在五月份的来信早就收到了，而且政府干部在中队会上对大家进行教育时也已当众宣读过了。由于当时我已被严管，而严管组的纪律之一是禁止通信，所以直到今天才得以写这封信。

我是四月十日被宣布严管的，大致情况正如你已看到的我的半年总结中所述，而直接导因是我在四月初，一手制造了在监狱中罕见的控告揭发某一位队长的严重错误所至。截止到八月二十七日晚我被解除严管，共在严管组生活了四个月零十三天。

这段时间里，我是直接处在中队档支部的教育和管理下，通过政府对我采取的各种方式的教育和改造，使我对自己的错误，特别是导致我错误构成的深刻思想源渊源有了初步的认识。并且在八月初的中队会上进行了深刻的认识与检查。

二姐，四个多月的严管生活给予我的教育和启发是巨大的，是继我在七四年——七六年两年多的单身牢房生活之后的又一次强刺激，是一次精神上的地震和海啸，使我在思想上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四个多月的严管生活中，（通过）杨指导员的教育和痛苦的自我认识过程，使我看到了自己十几年来之所以屡遭挫折，应有以下几个原因：

1、我的不现实，不能用冷静的头脑来对待顽强的现实；

2、十多年来，虽然我也读了不少的黑格尔、马克思（的书），但在观察客观世界的方法上确实缺少辨证精神，不能用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对立与统一的）的矛盾范畴去考察事物，处理事物。所以，对于客观事物与现象总是看到的缺点多，美点少；

3、我盲目的自高自大，狂妄傲慢也是导致我（屡）犯错误的原因。

你的来信我已反复读过，给予我的帮助和教育是不小的。所以，在这里深表我的感激之情。

二姐，（个人的）命运是不可抗拒的，消灭了现在也就是消灭了将来，明天的安分守己是用今天的循规蹈矩来奠定基础的。这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将放弃一切过去所学所追求的东西，把精力放到现实的改造中来。

二姐，今年四月份，父亲来信说，几年前我写的大部分东西原来放在恒昌那里，后来（也就是在我被加刑五年之前的七五年底）被陕西公安局搜去了，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在“四人帮”完蛋后的今天，它们绝对不是我的罪行，而是我的荣誉，这一点，历史总有一天会做出结论的。

二姐，在我刑期最后的时间里，我不能在改造中满足于不犯错误的低标准，而应象政府期望的那样，做改造中的促进派，我会这样做的，你尽管放心就是了。

见信后，望能马上回信，把父亲母亲身体情况告诉我，把家里情况告诉我，免得悬念！另外，给我寄几斤炒面，奶糖、巧克力等吃的东西来。家里如有没人穿的旧的翻领线衫寄一件来。另外，以后不要再寄肥皂、牙膏之类的东西，这里可以买到，何必白花邮费呢！四月份父亲寄来的邮包收到了，勿念！至于四月份父亲来信中说要来看望我的事情，下封信再谈吧！

（杨全亮批注：食品不能超过1公斤）
弟恒久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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