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淀:十年监狱生涯的最后岁月

时间：2007-06-12 22:43:33 来源：网络作者：李恒久阅读：45079次

茶淀劳改队:十年监狱生涯的最后岁月

李恒久

既然痛苦是欢乐的源泉，又何必因为痛苦而悲伤。
———歌德

一、初来茶淀
二、挖河工地
三、遭受枪击
四、六中队人与事
五、“罢工”事件
六、1979年春天
七、狱中日记（一）——风雨再来临
八、狱中日记（二）——罹难严管组
九、狱中日记（三）——击毙逃犯杨进喜
十、狱中日记（四）——1979年麦收前后
十一、狱中日记（五）——人性啊人性！

1977年深秋，11月6日上午。
那是一个秋天里春天般和煦的日子。
这一天的永定门火车站不像往日那样车来人往，随着被荷枪实弹的警卫押送的两辆载满犯人的轿车开进站前广场，车站一下子变得宁静了。

警卫人员迅练有素地四散开来，封锁了所有路口。身穿囚服的犯人从车上鱼贯地走进车站，走进站台。
没有人喧哗，没有人闹事，犯人顺从地走进停靠在站台上的一节节车厢。
这是从各个看守所和监狱里集中的犯人，他们今天要离开北京，押解到京山线沿途的茶淀站____清河农场服刑改造。我就是其中的一名犯人。
火车缓缓地开动了，在人群远远的、惊悚地注视中开动了。

我依着窗口，看着我曾经那样熟悉的北京城渐渐远去。天空是晴朗的，大朵的白云从晴朗的天空悠悠飘过。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天空和这样的空旷，火车在车厢里的寂静中隆隆而去。

人生真是变幻无常，就如苏轼一首诗中所写：“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昨夜我还与少白一起在监狱的车间里吟颂苏轼这首诗，今天却已是“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了。在监狱里待了许多年，我不会因突然的分手而悲哀，也不会因骤然的邂逅而欢喜，因为我早已体味过人在监狱，身不由己的滋味。但我还是感到遗憾，因为分别得是那样匆忙，那样突如其来，没有一句惜别的赠言，没有看到彼此的一个眼神。

深秋的华北大原野，辽阔而苍凉。
车轮有节奏的隆隆滚动,一如我在车间里听到的机器轰鸣声，在装载了百余名犯人的车厢里，在持枪警卫虎视眈眈的扫视中，我没有一丝恐惧，有的只是对愈走愈远的往事的眷恋与回顾。

自从我在团河农场被加刑后，调到北京第一监狱三中队一小队，至今又过去了一年半的时光，而我在监狱里也已度过了七年的光阴。可以说，我是一个在监狱里长大的孩子。说来很怪，那时，我其实并不仇视监狱，甚至有一丝眷恋的感觉。今日回想起来，我那时眷恋的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监狱，我眷恋的是给了我知识和阅历的北京第一监狱，眷恋给了我兄长般的友谊与关顾的难友们。

失去自由的人才会体验到自由的可贵，这是对的。但在多年的监狱生涯中，我的心已经沉寂了，我不再做无谓的渴望。我知道，尽管我的刑期遥遥，但总会有重新走进车厢外面自由天地的日子。

此番离开北京，还能否回到故土，我无从得知，但这对我已无关紧要。若说还有期待，我期待的只是有一天还能见到给过我友谊与教诲的师长和朋友们。
但那时，我不曾想到的是，这一期待只过了短短两度春秋便实现了。

一、初来茶淀

被称为“清河农场”的劳改队位于天津东北方向的宁河县茶淀站，属于渤海之滨。清河农场虽在河北省境内，但仍隶属北京市劳改局。

共和国建立之使，清河农场便是关押犯人的所在。在70年代末期，清河农场劳改队的各种设施臻于完备了。它成了名副其实的犯人收容场，犯人被成批地送来，经过这里炼狱之火的烧灼，再一个个悄然离去。

“清河农场”虽然听起来很顺耳，但人们还是习惯称呼它为茶淀劳改队。
火车驰过天津不久，便在茶淀站停下了。

我早听说过的茶淀站是一个连站台都没有的不入流的小站，只因为它在历史上就是罪犯的流放地，所以，但凡进过监狱的人对它都并不陌生。

因为今天火车载来的是重要“旅客”，平时只停留两分钟的火车今天直至犯人全部下车并清点完人数后才匆匆离去。

这是一节普通列车加带的特殊车厢，所有东去的旅客全都从车厢里探出头来观看这一平时难得一见的犯人群体。俨然如现代的野生动物园，坐在车厢里才能观看外面的各种野兽。

火车隆隆地远去了，把这一百多号人留在深秋的旷野中。

随车运来的犯人行李轮到各自承负了，这里没有彼此间的互相帮助，无论老幼病残，也无论多少东西都只能自己肩背手提。

在警卫前后左右的警戒中，一只奇特的队伍出发了。如果不是身着清一色黑囚服，他们很像是劫后余生的一群难民。

茶淀站附近没有居民的村庄，白茫茫的盐碱地一直铺向很远的地方。
队伍缓慢地移动着，不时传来干部或警卫人员斥责与催赶的喊叫声。

走了一个多小时，眼前才出现了行人和农村里常见的土坯房屋。这里的“土著”人并不为看见这些人而奇怪，只是略微看上几眼便走自己的路了。我想，许多年来，他们一定是见怪不怪了。

又走了半个多小时，队伍来到一个总算有点儿模样的集镇，茶淀农场的场部就设在这里。这里的干部们看来已是等候多时，他们在院子里三一群，两一伙地抽烟聊天，完全没有一监或团河农场那种戒备森严的紧张气氛。院子当中摆着几只装满水的大木桶，这是唯一能用来款待犯人的东西。

这时，太阳已经偏西，虽然大家已在火车上吃过午饭，但下车后，背着行李走了这么久的路，全都又累又饿又渴。

带队的队长与场部干部把犯人交接完毕，他们便完成了押送任务。

几个场部的干部把全体犯人集合起来，让大家排队轮流到木桶边去打水喝。
稍事休息后，大家又开始沿着农场的一条公路继续跋涉，但押解的干部和警卫都换了防。又走了一个多小时，队伍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那是在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中新修建的偌大的院子，院子四角有岗楼，崭新的
红砖墙上架着电网，电网上面间隔不远就有一只灯炮，灯炮是亮着的，闪着幽幽的光。
那院子里有一条中央“马路”，马路两边又分出几个独立的同样是红砖墙的小院，每个小院容纳着一个中队的犯人。

我们这些人走进其中一个空荡荡的院子。那院子说是小院其实也并不小，至少有半个足球场大。长方型的小院里，迎面是一排崭新的有甬道联接的红砖房。我数了数，那房子共八间。

一进门的右首又是一个长条小院，里面大约有3、4间房子。那是中队干部办公室，左首是还未进驻的犯人值班室。院子里没有自来水管，有的只是农村里常用的压水机。我想，那大概就是我们今后的饮用水源了。
在院子的右侧是伙房，我们进来时，那伙房已经冒起炊烟，几个犯人正在做饭。

一百几十口子犯人的到来，使小院倏然有了生气。虽然是到了“家”，但没有干部的吩咐，谁也不敢擅自行动。新来的犯人坐在各自的行李上，等着干部的训话及安排。

过一会儿，几个干部从队部出来了。
一个说话带着浓厚东北口音的干部自报家门，他姓卢，是这个中队的指导员，他首先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新建的中队是三分场的第六中队。然后依次介绍身边的几个队长，再把全体人员分为两个小队，共六个组。

我的这个小队是六中队一小队，主管队长姓何，叫何中，是个四十多岁的本地干部。我所在的一小队二组还有一个队长姓杜，叫杜长发，也是个粗壮的农村汉子。最后，指导员宣读了分到各组的犯人名单和各组的值星员，出乎意外的是我被任命为二组的值星员。

犯人有了归宿，各组有了负责的队长与值行员，大家也都踏实了。
新成立的六中队共有112名犯人，每个组的犯人都在15、6名左右，只有二组犯人多一点，连我共18名。我带着二组的17名犯人回到了自己的领地。

每个组的房子是一样大小，都在30平方米左右，屋里两边都是用木板搭成的通铺，地下和通铺上还残留着木屑和拉圾。看得出来，这还是刚刚盖好的新房。

既然要在这里安家了，而我又是政府干部委任的值星员，便责无旁贷地负起责任，发号施令起来。

我派人到队部领来扫帚、铁锹等，安排大家打扫房间的卫生。
不久，房间里干净了，我给大家安排了各自的铺位。又是一阵忙乱，等全都安排就绪后，大家都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我开始观察今后将要共同生活和改造的这些组员。

干完活，洗去一路风尘的犯人虽然还穿着清一色的黑囚服。但总算能看出了模样。这里的17个犯仁大多是年青人，比我年纪大的只有三、四个。每个组的值星员是两名，二组的另一个副值星员叫王建明，那是一个个子高高的学生模样的年青人，还带着稚气和腼腆。

我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让大家分别报出自己名字，至于每人都犯了什么罪，以后自然就知道了，不必在这个场合自我介绍，也免得有些人感到尴尬。这些犯人从一监调来的并不多，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样子，另一部分是从一监的入监学习队直接来到这里的，他们还是没有过监狱生活经历的新犯人。

第一天来到这里，第一次组织学习，因为还没有政府确定的学习内容，我便把值星员的权利发挥到最大限度，让他们随便聊天。

王建明走到我跟前，恭恭敬敬地递给我一只烟，说：“李哥，以后请您多指点了。”我对这个年青人一开始印象就不错，便让他坐在我身旁，跟他聊起来。

王建明还真是个孩子，他家住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高中毕业不久，便因打架用刀子把人扎伤，判了三年刑期，如今在看守所已经待了半年多，在一监的袜厂又待了半年，离刑满还有不到两年时间。刑期只有三年，这是我入监以来第一次见到刑期如此之短的犯人。

我劝他好好改造，争取早一点回家与亲人团聚。在他面前，我觉得自己是个长者了。

我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他告诉我家里还有父亲、母亲和三个妹妹，两个小妹妹是双胞胎，只有10岁。说起家里的事情，他显得十分伤感，因为他的犯罪，母亲大病一场，差点死了。我问他在学校里都学到什么了，他直率地说，“上了六年中学，什么知识都没学到，大部分时间是到工厂和农村里去学工、学农。在学校里，也没人愿意好好上课，其实就是混了六年。”

这是在我经历了7年的监狱生活后，第一次了解到现在的学生是怎么上学读书的，我为他们感到悲哀。

一种油然而生的恻隐之心使我像个大哥哥一样对他说：“你别浪费这两年的时间，在监狱里也不是学不到知识，以后有时间多看点书，不明白的地方我给你讲，将来出去了还可以继续上学呀。”

可能在监狱这个环境中，他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规劝他，他很感动地连连点头。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把他当成兄弟一样关照，而且直到出监后，我们还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友谊。我到过他家，也认识了他的非常善良的一家人。

在我和王建明聊天时，几个同样年青的犯人也围过来听我们说话，其中一个小伙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名字叫王雪红。

王雪红年纪也在20岁上下，个子不高，瘦瘦的，十分精干。他的眉骨很高，眼睛很深很亮，但带着一股杀气。听我和王建明的一番谈话，他十分真诚地说：“李哥，我们以后都是你的兄弟，我们听你的，在这个组里决不给你惹事。”

我笑着问他为什么进来的。他毫不隐晦地告诉我说：“我跟他一样，用刀子捅人。”他冲王建明歪歪头，显得满不在乎。

可能是一路上他们已经熟识了，王建明替他说：“他把人扎成残废了，判了十年。”我心里一惊，十年，这可是重刑呀，他怎么说起来跟没事一样？

我问他为什么打架，他告诉我，那是因为他的女朋友被人欺负了。
我无言地看着他，心里感到一阵黯然。为这么点儿事情就把自己的一生毁了，这值得吗？

王雪红和王建明一样也是高中毕业后，没有工作，在社会上闲逛，结交了一批同样无所事事的年青人做朋友，渐渐走上违法犯纪的道路。他们犯了罪自当受罚，但这不也是那个不正常的年代造成的原因吗？他们和我已不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犯的也不是相同的罪行，但我们都沦落到今天的地步，究其根本，还是有着共同的社会原因，而那原因又有谁来追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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