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了一个下午的活儿，我早已通身是汗。被梁队长凭白无故骂了一顿，我的气儿不打一处来，也不管什么队长不队长了，气急败坏地冲梁队长大声叫着：“您看清楚点儿，我们早超过他们了，这是我们干的另外一块地。”
梁队长看我胆敢如此放肆地跟他说话也气坏了，继续骂道：“你小子敢他妈的跟我顶嘴，小混蛋！”
看我和梁队长吵了起来，全队犯人都转过脸来惊讶地看着。
中队的统计员廉志超平时跟我关系不错，这时赶紧跑过来向梁队长解释，告诉他我们组不是拉在后面，而是全队第一。
梁队长听廉志超这么一说，才知道是他弄错了。但他并不强词夺理给自己找台阶下，只是说：“好好，我老了，就算是我看错了，可你小子不会好好跟我说吗？行了，今天晚上你们组每人奖励两个镘头。”他又指着我对廉志超说：“就给他一个，那一个是罚他冲我叫唤。”
听梁队长这么说，我也笑了，跟他开着玩笑说：“您少奖励我一个镘头没关系，以后您看清楚点儿再说话。”梁队长也笑了，说：“你小子今天还有理了，等哪天让我逮着你的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
梁队长就是这样一个人，有话直来直去，绝不绕弯子。梁队长担任我们中队主管干部的那些天，是我在茶淀农场改造最愉快的日子。
那天下班回去后，吃晚饭时我们组每人真的奖励两个镘头。因为只奖励了我一个，王建明、左继中和唐杰等人都把自己的镘头送过来让我吃。我笑着告诉他们，不奖励我，原来的定量也足够吃的，何况还多给我一个呢。
如果说，六中队梁队长那种纯朴无华的老八路作风使我亲身感受到了改造与
被改造者之间的和谐，感受到了政府干部的温馨，那么，1978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则更使我感受到这位老人的可亲可敬。
1978年的春夏之交是个多雨的季节。
在监狱的农场里服刑改造和一监的工厂不同，在这里如果不是因为极其紧迫的任务， 一般是下雨、下雪不出工，有雾的天气更不出工。那到不是出于政府对犯人的关心，而是出于对犯人的防范和警卫人员的要求（监狱的警卫人员和管理犯人的政府干部属于两个系统），因为那样的天气在野外干活很难保证不发生犯人的逃跑事件。
每个中队的犯人出工时，都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押解。到了地头，警卫人员分四个角设立警戒线。犯人越过警戒线，警卫有权鸣枪示警，犯人如不立即返回警戒线内，就可以视其为越狱开枪射击。
那也是一天下午，由于接连下了两天雨，天刚一放晴我们就出工了。那天的劳动是给麦地除草，因为下雨后，麦地里的杂草长的很快，不赶快除草，那草就能把麦地长荒了。
几千亩的的麦地由一条条排水渠分隔成百十亩一块的条田，我们习惯把这些条田称为“甬”，一甬甬的麦地整齐地排向远方，我们干活的麦地是在八甬。
那天，押送犯人的四个警卫习惯地站在一块麦地的四角，因为每块麦地大约有200米长的距离，警卫人员无法通过喊话联络，更没有如现在公安人员使用的步话机、对讲机什么的。他们只能在地头每个角上插上或手里拿着一面小红旗，摇动小红旗就是他们的联络方式，犯人也是把小红旗的直线距离看做警戒线。
那天带班的干部是梁队长与主管一小队的何中何队长。梁队长讲完干活儿的要领后，各组犯人就分散到了麦地里，二组在八甬的中间地带。
我站在排水渠的内侧指手划脚地给全组犯人分配任务。突然，我听见一声清脆的枪响，大家也都听见了，但不知是何人从何处开的枪。
枪声又响了，有的犯人看见那是站在地头的警卫在开枪，而且是向我开的枪。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第三枪又响了，这一枪就打在我脚下的草地里，贱起一片草皮和泥土。
王建明飞奔过来，把我从排水渠上拉下来，拉到麦地里。
警卫人员拔起插在地上的小旗在地头连连挥动，手舞足蹈地不知在大声地喊着什么。
不一会儿，警卫人员全都拔起小旗向犯人集中过来，把全中队犯人围在了麦地的中间，在附近游动的警卫听到枪声也都赶到了这里。
警卫全都如临大敌地端着枪，噼里啪啦地不断响着拉枪栓的声音，全都冲着人群大声地斥骂着。那个开枪的警卫瞪着眼用枪指着我，叫我从人群中出来。而我始终也没弄明白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懵懵然地要从把我围在中间的犯人中走过去。
王雪红和王建明拦着我不让我出去，李华杰和新来的八组值星员蒋振贵也过来拦着我不让我去。而我和蒋振贵并不认识，只是在中队召开的值星员会上说过话。
蒋振贵说话有点儿大舌头，他毫无惧色地冲那开枪的警卫喊道：“你们他妈的凭什么开枪呵？你们他妈的过枪瘾呢，你们他妈的把人打死怎么办？”
那个开枪的警卫八成是个外地人，加上蒋振贵说话也不太利落，他听不大明白蒋振贵是在一口一个“他妈的”骂他，但从蒋振贵的神情上看出那是在指责他。于是，两人脸红脖子粗地对着喊起来。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王八蛋”！驼背的梁队长撅着屁股颠颠地从老远就喊着过来了。也不知道他在骂谁。
这时，那些警卫已强迫犯人就地坐下，双方僵持着。警卫还是指着我让我走出人群。大家冲着那些警卫七嘴八舌地叫喊着：“有本事你他妈进来，你敢进来打死你小丫挺的。”面对一百多个愤怒的犯人，没有一个警卫敢走进犯人中来把我强行拉走。
那些警卫并不了解梁队长的身份，更不知道他的脾气。看他那不起眼儿的一副农民像，以为他就是个普通的老队长，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也没有人过去向他解释发生的事情。
李华杰走过去，把今天警卫开枪的经过向梁队长汇报了。
这时何队长也跑了过来，他和梁队长走到那个开枪的警卫面前。梁队长十分不快地问他：“你为什么开枪，他们有逃跑的吗？”
那个警卫连说带比划地告诉梁队长，那是因为刚才我已站到了警戒线外面，他喊我我不听，他才开的枪。但做为当事人，事情的经过我确实不知道，而有的人却看得清清楚楚。
王建明走过去向梁队长汇报说：“那两个警卫的小红旗插得不在一条线上，一个插在排水渠的外侧，一个插在外侧，李哥是站在排水渠的内侧，他根本没越过警戒线。他们也不打招呼就开枪了。”
唐杰也过来向梁队长证实王建明说的是事实。
那两个警卫急忙分辩说他们的小红旗都是插在排水渠的内侧，是在一条线上的。王建明指着那警卫说：“你撒谎，我们都可以作证，是你们警戒线不在一条直线上。”
那警卫恼羞成怒，把枪调过来用枪托子推打王建明，让他回到人群里去蹲下。何队长把他拦住说：“有我们梁队长在这儿，你这是干什么？”
这回梁队长是真生气了，他指着自己的鼻子对那群警卫说：“你们他妈的知道我是谁吗？这大天白日的他们能逃跑吗？你他妈的开那门子枪呵？老子打枪的时候，你爸爸还没出世呢！”他一边说着一边推那个警卫。
那警卫被梁队长骂了一顿，还是不知道梁队长是何许人，但已经感觉到这个老头不是个好惹的人。
梁队长不依不饶地说：“你小子是没打着他，要是打着了，你小子也得进这里来。”他冲那一群警卫喊道：“回去，回去，都他妈的回去，不干了，回去让你们排长找我来，我让他跟你们说。”
发生了这种事件，活儿是没法儿干了，还没开始干活就收工了。
整队往回走时，警卫排长来了。他认识梁队长，知道梁队长是茶淀农场若不起的人。于是，先过来跟梁队长打招呼，梁队长并不买账，冲着他骂道：“你他妈的带的是什么兵，动不动就开枪。真把人打死了，你小子也吃不了兜着走。”
回到中队，何队长把我叫到队部，梁队长和几个队长都在，我又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完完整整说了一遍。何队长让我写一份材料，嘱咐我再复上一张草图。梁队长火还没消，但他自始至终没批评我一句，只是对我说：“以后干活时你小子也小心点儿，真出了事儿，说什么也没用了。”
过了几天，我听何队长说，这件事连场部都知道了，老梁头跟分场教导员大吵一顿，说那些警卫不把人命当回事儿，非要他把这拨警卫换了。教导员好说歹说才算让梁队长作罢。
梁队长在六中队待了半年就调到场部去了，这半年里，六中队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我想，这和大家对梁队长的信赖与尊敬是分不开的。
30多年后，我每每回想起那个年代的狱中生涯时，尽管不是用感情而是用理智，但老梁队长的身影依然是不断撞击着我的思绪，把我带入一种无可名状的怀念之中。在那个年代里，作为专政与被专政、压迫与被压迫两个敌对阶级的成员，我能对向我实行压迫的政府干部怀有如此刻骨铭心的怀念之情，这已是完全脱离开政治的人性使然。如今，我不知道老梁队长是否还健在，倘还健在的话，我惟有企盼他的身体健康，再健康一些。
四、六中队人与事
茶淀农场六中队与一监三中队的犯人成份不同，后者以政治犯为主，刑事犯为辅，前者反之；六中队因各种政治问题判刑的犯人在全中队仅占四分之一左右，按人数计算，大约在40人左右。
茶淀农场的劳改队是以种地为主，这又和北京第一模范监狱的工厂不同，种地讲究农时，误了农时就要影响来年的收成，因而农忙时和农闲时政府干部对犯人的改造要求往往有很大差别。农场劳改队的干部大多是本地人，对农活儿一般很精通，但文化水准普遍不如一监的干部。
在一监时，政府干部是把犯人的思想改造看做第一位的。犯人的读书学习、思想动态、言谈话语都受到极大关注（或者说是监视更为准确一点））。在这里干部要求犯人的只是不闹事、不逃跑、不打架斗殴，干活卖力就行。而且由于政治犯大多比较老实，又有文化，反而受到政府干部的重用，六中队八个组的值星员有五个都是与政治相关的犯人。
因为这里犯人以刑事犯居多，普遍的文化水准根本无法与一监三中队相比。因而我和李华杰这样的“文化人”就是“羊群里出骆驼”，在犯人中独占鳌头了。
记得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中国的社会便出现一种怪异现象，知识分子被人看不起，谬称“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仅强于属于“黑五类”的阶级敌人，统称为“臭老九”。这种自有人类以来在古今中外都绝少有过的悖论，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却如同瘟疫一样在全国蔓延开来，在当权者与被其领导的底层老百姓中同样肆虐。
但在茶淀劳改队的犯人中则不然，他们尊重知识，也尊重有文化的人。尤其是象我和李华杰这样的人，不仅有些文化，还在社会上“混”过，属于政治犯中的江湖派。在他们看来，我们为人仗义，懂得“道上”的规矩。岂不知，那不过是我们身上保留着的还没有被狱中岁月磨蚀掉的人性与人的良知而已。
在茶淀农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李华杰在六中队犯人中居于首领的位置。这种地位一直保持到1978年的冬天，直至六中队调来以指导员杨全亮为首的一批年青管教干部后便终结了。因为他们更需要权利、需要改造犯人的成果。他们不需要有思想的犯人，他们需要的是犯人的绝对服从。在他们眼中，我已成为了最危险的“流氓加政治”的双料人物，他们不择手段地要把我置于死地（那是后话）。
离开一监，我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失去了那么多兄长般的良师益友，而在茶淀农场劳改队，却是“在盲人的王国里，独眼龙都是国王”，不仅我自己需要不断学习，还成为了身边这些年轻犯人的老师。
由于我在犯人中树立起的威望，来茶淀最初的一年多时间，无论我是读书还是像在团河农场的单身牢房里那样锻炼身体，都没有人来横加干涉了。
农场劳改队的业余生活是单调的，犯人劳动改造之余除了并不严格的学习讨论外，便是把时间消磨在打扑克或下象棋的单调娱乐中。于是，这仅有的娱乐便花样翻新了，不少年轻犯人把打扑克、下象棋由一开始的单纯娱乐变为用香烟为输赢筹码的堵伯行为。
但即便这样，如果不出问题，这在六中队本来也是“民不举、官不究”的。但后来，由于这种堵伯之风在全队蔓延开并发生了几起斗殴事件，梁队长把参与堵伯和斗殴的犯人在中队召开的批判会上臭骂一顿，刹住了全队的堵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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