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红家住城里，在西城区德门外的冰窖厂附近，判刑前，我也很熟悉那个地方。
王雪红和王建明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是在“四人帮”集团被粉碎后，政府为稳定局面而再次开展“严打”运动时被从严处理的。
在文革中，甚至是文革前和文革后很长一断时间，中国根本就没有健全的法制，同样的罪行，“从严”处理与“从宽”处理有着极大差别，当年我不也是被“从严”处理，判了我本不该判的刑期吗？
何谓“从严”？何谓“从宽”？这已不是法律本该有的理性判决，而是带有了浓厚的感性或感情色彩。这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法典中都从未有过的词句，但在中国的法律中沿用了整整半个世纪，直至改革开放后，中国将要与世界接轨的九十年代末才有所改变。当然，这已标志了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但这进步来得太迟也太缓慢了。
身边还有几个孩子也都是20岁左右，一个叫李建中，家住顺义县城，一个姓伊，叫伊永平，都是因为中学毕业后，在当时那种“改朝换代”的混乱中，政府没有给他们安排工作，他们在无所事事中才走上了不同的犯罪道路。
看着身边这些还带着浓浓稚气的孩子，我感到自己已经成熟了。
我的眼光停留在铺位靠着窗子的一个人身上，那是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戴眼镜的年青人，他独自一人在默默地看书。
做为二组的值星员，我坦然地走到他身边，想找个能说说话的人。
看我走过来，他局促不安地站起身。我坐在他身边，拿过他的书翻了翻。那是一本破旧的《世界文学》月刊。
他姓左，叫左继中，是从监狱袜厂调来的老犯人。他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判刑前是广播事业局的干部。1974年因所谓的“偷听敌台”（从收音机里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一律称为“偷听敌台”，均属犯罪行为）广播，加之他有海外关系（亲人在国外），书写“反动”信件而被逮捕并以不正的革命罪判刑，刑期8年。
为使他不对我心存戒意，我坦率地告诉他，我也是不正的革命，和他出监的日子差不多。
左继中不是个很健谈的人，虽然我问他的事情他都一一回答我了，但他决不问我什么事情．似乎对什么事情都失去了兴趣。我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他摇摇头笑了笑算是回答。
刚见面，我也不愿多问，问了的他不说也就算了。我告诉他，我这里有几本书，如果他愿意看，我可以借给他。
我说这话时是很诚恳的，他终于问我了：“你有什么书呀？”我把他叫到我的铺位上，把我带来的书拿给他看。他翻看了一阵，挑了一本《中国哲学史》，不好意思地说：“那就让我看看这本吧。”
大约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我挺同情他，他身上那种明显的知识分子的气质也使我喜欢。我对他说：“以后在一个组里，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说，我能帮你的一定尽力。”
新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晚饭后不久，中队里新选出的杂务（帮政府干部管理犯人的犯人）成震开喊大家睡觉了，长途跋涉的辛苦使大家很快进入了梦乡。这是我在茶淀农场劳改队度过的第一天。
第二天上午，昨天还是晴朗的天气变得阴霾起来。这儿和一监不同，在一监，吃饭、干活、睡觉都在一个甬道，外面的酷暑严寒与犯人全不相干。而在这里则不同，因为这里是农村，是从事农业进行劳动改造的农场劳改队。今天，天气的骤然变冷，让没有棉囚服的犯人顿时感到阵阵寒意。
早饭后，卢指导员招集全中队值星员开会，我和王建明一起来到院中之院的队长办公室。
卢指导员没什么文化，说话很糙，一嘴一个他妈的，但人很朴实。他告诉大家，这里干得全是农活儿，要我们尽快熟悉起来。他着重指出，我们这些值星员是受到政府信任的犯人，我们的任务就是协助政府工作，不要让各组的犯人出事，不许打架、不许逃跑、不许搞哥们义气等等。
卢指导员特意对我和另外几个值星员说：“你们都是文化人，我不管你们犯的是什么错误，一定不要辜负政府对你们的信任，把你们各组管好。”
我注意到，卢指导员不是说我们“犯罪”而是说“犯错误”，这是我在许多年监狱生活中第一次从政府干部嘴里听到这样的词汇。我的心里顿时感到十分亲切，一下儿增加了对他的好感。
看着外面的天气，卢指导员毫不掩饰地发着牢骚说：“他妈了巴子，这鬼天气说冷就冷，你们的棉衣怎么还不运来？”我说：“我们组有的人把棉衣带来了。”我说完，别的值星员也纷纷汇报自己组里的棉衣情况。
一组值星员是个又瘦又小的年青人，但显得十分精干，他一点也不拘束地和卢指导员开着玩笑说：“没有棉衣，那就别干活了，让我们天天学习也行呀。”
卢指导员冲他并不真生气地骂道：“你他妈想得倒美，不干活，让你们干嘛来了？”说完又问他：“你小子是叫杨志刚吧？这是第几次进来了？”
杨志刚依然是笑嘻嘻毫不在意地说：“第二次了，上次在七分场。”
卢指导员顿时变得严肃起来，说：“你别把判刑不当回事，这次再不好好改造，我看你将来出去怎么办。”（那时，谁也想不到的是，就是我眼前的这个杨志刚，在20年后的1997年，成了震惊全国的首例重大贝反毒集团首犯而与他的妻子一同在北京被判处了死刑。）
杨志刚这次是因为盗窃，判刑5年。
四组值星员叫李华杰，他问卢指导员，现在让大家学习的内容是什么。
卢指导员说，“你们刚来，就先讨论讨论以后应该怎么改造吧。”
李华杰，从我认识他的这一天起，我们一直相交了20多年。
李华杰的父亲叫李少朋，1926年就参加了中国供产档，是某某早期著名的理论家。他与李立三、王明等人一同被戏称为“中国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长期居住苏联。但因为李华杰的生母是日本人，他出狱不久便去了日本，至今已在日本生活了20多年。
李华杰和我同龄，是从一监袜厂调来的，他因不正的革命流氓集团首犯的罪名被判刑10年。在茶淀农场的最后两年中，李华杰是我唯一的挚友。
冬天快要到了，那天，卢指导员叮嘱大家尽快把各组取暖用的炉子砌起来，要不茶淀农场的冬天是很不好过的。
三天后，全中队犯人在生活上基本安排就绪了，正式投入农场的劳动改造。
三分场犯人的工作是以种植、管理农田为主，主要是种植稻米和小麦。冬天即将来临时，我们要干的活儿是为早已播种完毕的冬小麦保墒。
我们这个大院外面就是成片的农田，每个中队都有自己的劳动归属地段。
第一天上工，大家按照队长的要求，集合完毕，在警卫的押解下，成四路纵队走出监狱大门到外面的农田去干活。
走出监区不远就是当地老百姓的村庄，监狱的很多干部家属也住在这里。我们的队伍经过那里时，没有什么大人特别注意我们，只有一些孩子前前后后地追着我们看热闹，犯人对当地人来说真是司空见惯了。
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来到我们这个中队的责任田，那是几千亩连成一片的麦地。深秋时节，一望无际平展展的麦苗仿佛是一快巨大的绿色地毯，在这里显示着顽强的力。这和我们刚来茶淀时看到的白茫茫的盐碱地形成了强反差。
这片几千亩的麦田被划分成一块块整齐的条田，每块条田大约100 亩左右，条田之间是一道道排灌水渠，星罗棋布地煞是好看。
我们的任务是在条田里按照规定的尺寸、面积堆起细细的土埂（这种活儿的名字叫“做埝儿”），便于来年一块地一块地的浇水灌溉。
跟在队伍后面是工具车，各组值星员带人领回组里统一管理的铁锹。
押解我们的警卫是荷枪实弹的，大约一个班的编制。他们在劳动地点的四个角插上红旗，那是给我们规定的警戒线。犯人一旦越线，警卫就有权利开枪（后来有一次干活，因我不慎站到警戒线上，遭到警卫的枪击，虽未打着我，却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麻烦，那是后话）。
1968年，还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阿荣期短暂的插队生活中，我干过类似的农活，在团河农场的劳改队我也干过。虽然时间已过去了很久，但像这样的农活儿是难不住我的，而且与北京第一模范监狱的车间相比，在开阔的的田野干活，我感觉还是非常惬意的事情。
带班的何队长、杜队长给各组分配完工作便躲到一边抽烟去了。中队六个组每组一块条田，我让组里的人每人负责做一根“埝儿”，大家都饶有兴致地干起来。
王建明、王雪红和李建中、伊永平这几个孩子都是干活的好手，“埝儿”做得又快又直。而我们组的左继中和几个年纪大一点的犯人就不行了，别人都干完一根了，他们连一半也没完成。
监狱里是从不提倡互相帮助的，因为互相帮助就有搞“哥们意气”的嫌疑。自己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在监狱里是明文规定。
先干完活儿的犯人等着我从新分配任务时都到地头抽烟去了。我走到左继中那条埝上，看他正吭哧吭哧地累得满头大汗。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左继中大概是从未干过这样的工作，使用铁锹的方法和干活的姿势也不对，不仅活干得慢，而且堆出的埝七扭八歪。于是，我先教他使用铁锹的方法，然后帮他把这条埝堆完。
那几个先干完活儿的孩子看我帮别人干，也都主动去帮那几个还没干完活儿的人去了。
因为我们干活的地方离监区太远，诶减少往来的时间，中午，伙房的犯人把饭菜送到地里来。在农场里，犯人的定量是每月45斤粮食，比一监多了9斤，吃的还是一样，窝头和菜汤。
干了一上午的活儿，大家早已又累又渴，饭车一到，便忽拉拉地围了上去。小队长杜长发把大家吼了回来，让值星员把各组犯人队伍整理好，各自拿着饭盆按顺序打饭。
吃完饭是休息时间。虽然已是深秋时节，但大多数犯人还是裹着棉袄抓紧时间就地抽烟睡觉去了。
左继中披着队里刚发给他的棉囚服独自坐在田埂边，茫然地看着这片绿色的麦地，似乎在想心事。
他看我过来，下意识地挪一下屁股，向我笑笑表示感谢。
我问他是不是从未干过农活儿，他点点头说：“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干这样的活儿。”于是，我又问起他的身世。
出于对我的感激和信任，他不再犹豫地把自己的情况全都告诉了我。
原来他是印度尼西亚的归国华侨，60年代印尼“排华”时，他和父亲、母亲一同回到中国。他父亲是搞地质研究的工程师，母亲在印尼是教中文的老师。回国后，父亲分配在地质研究所，母亲还是教书。
文革中他的父亲被打成特务，关押了好几年，母亲也被株连，受到学校红卫兵的批斗。他因为收听国外电台的广播，给还在印尼的叔叔和姐姐写信，被单位同事揭发，后来以不正的革命罪被判了8年徒刑。
在那一年的那一刻，虽然我并不知道会有即将到来的“冤、假、错”案的平反，但直觉告诉我，象我和他这样的犯人是决不会再在这里待很长的时间了。于是，我把我对形势的看法告诉他。他认真地听我说完，迟疑地说：“原来我也这么想，可‘四人帮’已经被打翻一年了，至今也没见到有谁被释放呵。”
他的话使我也黯然起来。
过了一会，杜队长喊大家上工了，我对他说：“待会儿干活时，你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干不完我找人帮你。”他再一次向我表示了感谢。
在农场里干活儿和一监不一样，这里没有固定的时间，而且因为这里是室外劳动，如果不是特别紧张的农忙时候，一般干到太阳落山就下工了。下了班，队长要回家，值勤的警卫也要准时归队。
回到监区大院，天快黑了，大家在院儿里的压水机旁边乱哄哄地洗完就到了吃饭时间。
那天晚上学习的时候，我给大家规定一条纪律：不管别的组如何要求，我们组要发扬互助精神，先干完活的要尽量帮助干活慢的人。
二、挖河工地
冬天的茶淀农场，地里已经没什么活儿了，但每年一次的整修水渠就是冬天的主要工作，茶淀全体犯人都要到离农场很远的边缘地带去参加挖渠的突击任务。
1977年年底，这项工作开始了。
中队的卢指导员给大家做了挖渠前的动员，明确提出要组织各队各组之间的劳动竞赛，鼓励大家一定要努力干活儿，别给中队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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