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淀农场拥有几十万亩的土地，这片农田和整个茶淀农场劳改队都被一条宽宽的壕沟围绕着，那壕沟即是农田的排水渠又起着对监狱犯人的防范作用，我们要整修的就是这条壕沟兼排水渠。
全中队经过紧张的准备工作后，加入到了全农场修渠大军的队伍。
出发这天，中队召开了誓师大会，由各组值星员轮流表决心，一定要保质保量完成分给我们的任务。
我代表三组表了决心，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在等着我们，我并不知道。
12月的茶淀已是天寒地冻，宁河县的原野比北京可要冷多了，一阵阵朔风吹来，脸和耳朵都被冻得生疼。大家穿上能够御寒的所有衣服，戴上棉帽子或用围巾把头和脖子严严实实地围起来，还要用一根草绳在腰间紧紧地扎住。即便是这样的穿戴，要在冰冻的室外待上一天也不会暖和。
修渠的地点比我们原来干活的地方远多了，第一天上工时，我们走了大约两个小时才看见从不同方向汇聚来的各个分场的犯人队伍。那是和我们的装束大同小异的相同队伍。
这是一次真正的兴修水利的大会战，但决没有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热火朝天的情绪，也没有在寒风中猎猎做响的写着各个突击队名称或口号的红旗，这就是一只苦力队伍，是一群被无产阶级专政强迫劳动改造的乌合之众。
壕沟有二十米宽，四、五米深，全农场的犯人集中在壕沟两岸，一直排列到看不见尽头的地方。这些犯人的到来，给空旷无人的、寒风凛冽的宁河原野带来一点生气。
各个中队领回各自的工具___装泥用的大筐、扁担和挖河用的铁钎、铁锹和大锤。那铁锹与我以前用过的完全不同，那是一种长方型铁锹，在这里叫做“筒子锹”，一锹下去，至少可以挖上几十斤重的泥巴。
任务分配完毕，我们开始工作。我把大家分成几个小组，四个人一组，两人挖泥装筐，两人抬泥运送。
那壕沟的泥水早已冻得如坚冰一般，只能先用铁钎、大锤把坚冰和冻实的泥土砸开再搬到大筐里运走。大家艰难地干着，大锤抡动，铁钎溅起一个个坚硬的土块，那土块如鹅卵石一般坚硬，打在身上生疼。就这样挖了很久才见到比较松软的泥土。于是，一锹下去，30多斤重的泥条被一条条地装进大筐。
王建明、王雪红、伊永平等都年青犯人是好样的，他们脱去棉衣，只穿着单薄的衬衣干活还挥汗如雨。
一个大筐装上几条泥土就是一百多斤，但既然是在荷枪实弹的警卫监督下开展的竞赛，就必须要适应这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谁也无法同情谁。
我以身作则地拼命干着，时而抬筐，时而抡锤打钎。那时我毕竟年青，身体也算结实，咬紧牙关还能叮挡一气。但组里有些人就吃不消了，左继中根本抬不动这一百几十斤重的大筐，更抡不动那十几磅重的大锤，就是用筒子锹装泥每次也只能挖出细细的一条泥土。
我和他一起抬筐，尽量把筐往我这边挪，使他轻一点，但他还是不行，不一会儿肩膀就压肿了，压出了血印儿。我看他佝偻着身体，用手掌垫在肩上那痛苦不堪的样子，心里十分不忍，但我能做到的也就这些了。
午饭送到工地来了，干这种活儿，往常的45斤定量是绝对不够吃的，中午政府给每人加了2两粮食，主食全部由窝头改为镘头，而且中午的菜汤里也能见到了大块的肥肉。但这也不够吃，犯人们串在一只筷子上的四个镘头几口就吞进了肚子。政府为调动犯人的积极性，决定按每人超额的工作量补助粮食和猪肉罐头。这样一来，大家都为能多得一些粮食而分开了干活的份额，我更无法顾及体弱的人了。
艰难的一天终于在太阳落山时结束了。
当我们收拾完工具往回走时，那两个小时的归程变得更遥远了。
血红色的落日遍染大地，凄厉的寒风中，各个分场的犯人精疲力尽地走上各自的归途，就像一场激战后的残兵败卒。不用我吩咐，王建明、王雪红自觉地默默推着我们组的工具车走在队伍的后面。
在三组的那些日子里，这些年轻的犯人真是把我当成兄长一样尊重，我让他们完成的工作，他们绝无二话。不错，他们是罪犯，但在那个年代中，国家如果给他们分配了工作，不让他们失学失业，这样的年青人放在哪个工作岗位上不是好样的呢？那时，我是多希望他们能早一点离开农场回到社会上去呀！
挖河的工作一天天继续下来了，大部分犯人挺过了最初的艰难，渐渐适应了这种在中国所有农村中都算是最苦最累的活儿，但挖河这活儿对身体比较弱的犯人却无论如何是一道鬼门关。
我们组的左继中和另一个叫唐迪的40多岁的犯人病倒了，在监区的医务室检查后，前者是肺炎，后者是胃溃疡，二人都必须休息。但现在是全农场会战的非常时期，他们能否休息必须经过中队干部的讨论决定。卢指导员把我找去，仔细查问他们的病情是否属实。我负责任地告诉卢指导员，他们的确是病了，而且是累病的。卢指导员问我：“他们如果跟队伍上工地，干一点轻活行不行？”我说，那还不如让他们留在家里，免得拖累大家。卢指导员听从了我的意见，让他们留在家里休息了。
那些天，虽然各组都有生病的犯人，但只有我们组的两个和李华杰所在的四组的一个犯人留在了家里休息。
壕沟挖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宽，也越来越不好挖了。有的犯人为了能得到超额后奖励的粮食，便拼命地干活儿，但多吃的那几个镘头使他们耗出了更大的体力，每到临下班时便又饿又累地精疲力尽了。
我们组一个叫常林平的犯人是个身体十分强建的小伙子，判刑前就是北京延庆县的农民，因为偷伐公社的木材而被判刑4年。
他确实能干，两方多泥土一上午就全都从河底甩上了几米高的河岸。他为更多地吃到超额奖励的粮食，竟然超过了一半的定额。那天午饭，他一人吃了10个镘头和和奖励给他的两个猪肉罐头。
下班前，他耗费的体力已经超过极限，脚下一软，一头栽进了沟底。
等大家把他拉上来时，他已经昏死过去。
值班队长带着我和王建明、王雪红用拉工具的小推车把他送到场部医院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昏迷不醒的常林平被留在了医院里。
过了几天，卢指导员让我把他所有的物品全部送到队部。从那天起，这个叫常林平的犯人再也没能回到队里来。后来据队长说，他是摔成了脑偏瘫，变成了连说话都不利索的残疾人。1978年，他被保外就医了。
1977年的新年在寒冷和沉重的挖河劳动中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1978年初，春节前夕。
这一天吃过午饭，犯人们不用干部招呼便开始干起活儿来，因为每个人干活的定额都是固定的，早干晚干都要完成自己的任务。
挖出的河泥在两岸越堆越高，抬筐的人必须走到又高又滑的泥土坡往坡下面倒泥了。我们这个组的李建中和唐杰抬着足有200 斤重的大筐往坡上走，他们前面是四组的两个犯人也抬着筐往上走。
可能是李建中嫌他们走得太慢，催促他们走快一点，那两个人回头骂了他们一句。一番斗嘴之后，他们扔掉大筐打了起来。
监狱里的年青人到底和社会上的年青人不一样，火气一上来，打起架就不要命。双方都抄起了扁担披头盖脸地恨不能将对方至于死地。
两个组的犯人看见打架，都纷纷放下手里的活儿拿着家伙围过去跃跃欲试地要加入战斗。正在沟底挖河泥的王雪红抡着铁锹三步并做两步地冲过去，他要帮助他的哥们李建中。
做为值星员，我和李华杰也赶忙跑了过去。李华杰不容分说，把他们组的那个年青人揪过来，只一拳便打翻在地。把四组那些准备参战的人全都呵斥回去。看李华杰这样，我也给了李建中屁股一脚，骂道：“你他妈干活儿还不累是不是？有什么事不好说，非打架呀？”我冲着跑过来的王雪红骂道：“你他妈又犯老毛病，看见打架就跟吃蜜蜂屎似的。”
于是，一场监狱里最忌讳的“群殴”被我和李华杰制止了。
这时，三分场的干部和卢指导员都过来询问打架的事情，四周的警卫人员也都端起枪加强了警戒。
回到监区后，卢指导员召集全体值星员开会，重申了监规纪律。当晚由二组和四组对李建中和唐杰二人的打架行为进行批斗。
第二天是周日，李华杰带着他们组两个打架的犯人到二组来向我赔礼道歉。那天，我和李华杰聊了很久，对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1966年李华杰高中毕业于北京十三中，他没去插队，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也没被分配工作，一直在街面上混。而且他从小便在北京新街口、德胜门一带因打架凶狠而声名赫赫。1973年，在一场有上百人参加的流氓群殴中，因为他把人打伤、打残，被西城分局抓获。而后，又是因为父亲的问题，公安局从别人对他的揭发中找到一些他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满的言论，便以不正的革命集团首犯的罪名判了他10年徒刑。
在那天和那天以后的交谈中，我得知李华杰的父亲与某某早期领导人王明、李立三等人一同去了苏联，在苏联待过很多年。李少朋有三个妻子，一个是中国人，生了李华杰的大姐、二姐、大哥。一个是苏联人，她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妻子的亲妹妹，生了他的具有苏联血统的两个姐姐。还有一个日本女人，那便是李华杰的亲生母亲，生了李华杰和他的三个妹妹。
由于李华杰这种特殊身世和他的学历，他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流氓。他极其聪明，有思想（至少在判刑后变得很有思想），文化程度也很高。他读过很多书，写一手十分漂亮的钢笔字和毛笔字。由于他在流氓群里混得时间久了，而且判刑前就有不小的名气，中队里的年青犯人都很服气他。在以后的两年中，他成了六中队年青犯人的精神领袖。
李华杰直到1980年才被提前释放，他罪行中的“不正的革命”部分使他被提前了两年。我比他早走一年多，因为他住的地方离我家很近，那两年中，我经常去看望他的父亲。
那时，他的母亲已带着两个妹妹去了日本，家里只有年迈的父亲与一个妹妹李华铃等他回来。遗憾的是，等华杰回家时，他的父亲李少朋——这个最早的某某档员之一已经过世了，老人临死前终于没有看到他最疼爱的小儿子。
李华杰不很健谈或是不愿谈得很多，但他沉稳，思维缜密，说话有分量。我们两人一见面就很投缘，尤其是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也很喜欢。就是从那一天起，奠定了我们之间保持至今的友谊。
那天，李华杰把他们组打架的两个犯人介绍给我，一个带眼镜的年青人叫张之学，他在外面就是李华杰的哥们儿，也是因为流氓团伙犯罪判了6年。
另一个年青人姓屈，叫屈保生，也是城里人，因为偷窃判刑5年。他就是昨天在工地打架时，被李华杰一拳揍倒的那个犯人，他们对李华杰都心悦诚服。
李华杰对他们不客气地说：“给你们李哥赔礼道歉，以后二组的事儿就是咱们组的事儿，昨天的事儿就算完了，你们要是还没完没了，小心我收拾你们。”然后开着玩笑对我说：“张之学这小子其实挺仗义的，就是馋点儿、懒点儿、打架狠点儿，外号叫张三点儿，在外面就跟着我。”
我也把李建中、唐杰和王雪红叫过来，让他们给李华杰和他的两个兄弟道了歉。王雪红家住得德胜门，离李华杰住的前马厂胡同很近，他的哥哥还认识李华杰，所以一见面，王雪红就恭恭敬敬地管李华杰叫“华哥”。
王雪红出狱后一直和我来往，而且因他之故发生了方方面面的关系。
我出狱后，受王雪红委托帮他家里人为他写了上诉。1984年，王雪红被提前两年释放。
王雪红的哥哥叫王雪宽，他妻子是电影演员周里京的妹妹周里悦。认识了他们一家人后，也认识了当时还没有如现在这般名气的周里京。周里京的二哥叫周里华，1987年他刚从外地回京，那时我已到中国《桥》杂志社工作，王雪宽请我为周里华找个工作，我便把他介绍到了《桥》杂志社。
王雪红回来后，他家里人怕他再犯错误，让我把他当成兄弟一样多多教导他。1987年，我在《桥》杂志社担任社长助理时，把王雪红也带到了《桥》杂志社当司机，直到我离开《桥》时，他还在那里。1998年，王雪红因参与雷宏、王庆飞的杀人、盗窃、抢劫与贩卖枪支的流氓团伙案被枪毙。
时光流逝，斗转更移，20来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如今，当年交往过的许多人都已如飞鸟投林，各奔东西，继续交往的朋友已为数寥寥。剩下的只有这星星点点的记忆了。
1977年的旧历春节是1978年2月7日。
春节前，全农场会战的修渠任务接近了尾声。2月5日，旧历年三十的前一天也是修渠战斗结束的日子。但这一天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分场的事情，也使全中队开始进行纪律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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