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犯人就是犯人，队长就是队长，犯人接受政府干部的管教与部队里战士接受首长的指挥一样，那是要绝对服从的。他不苟言笑，和犯人之间说话有板有眼，从不说多余的废话。他要犯人做的事情就是命令，犯人就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同样军人出身的马文华是他的副手，那也是个精明干炼的年青人，与指导员杨光明的年纪相仿，干部与犯人都管他叫马队长。我所在的一小队也换了一个主管干部，他的名字叫张连仲。
杨指导员复员以前在部队里从事文书工作，他有文化、懂理论，也有他对犯人独特的管理方式，接任梁队长以后，他开始着手整饬六中队的的纪律。
他不能容忍六中队长期以来纪律上的松松散散，他制订了严格的学习、劳动和作息制度，建立了中队的严管组，增加了协助干部管理犯人的杂务人员。
他重新启用了被卢指导员免职的三组值星员赵宏英，让他担任严管组组长，又把吴晓光调到杂务组当杂务（那是因为他妈妈对监狱所做的贡献）。
我被调出二组，调到二小队六组当值星员。在他看来，在犯人中有威望的人对监狱的管理不是好事，而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他认为刑事犯人比较容易管理，难于管理的是有思想的不正的革命犯，他对六中队的政治犯人怀有明显的敌意。他的这种观点自上而下地影响着队里的干部和犯人。
六中队经过杨指导员的一番整饬后，改造的环境与气氛果然与以前大不相同了。犯人之间随便来往的现象没有了，下班后的犯人彼此打闹的行为没有了，召开值星员会议时的说说笑笑没有了，就连看电视时，大家也是一片肃然，没有人敢轻易喧哗或走动。
这一年多的时间，我已习惯每天早上提前起床看书和锻炼身体。在新制订的作息制度中，这变成了违犯监规的行为。为了这件事，我与杨指导员第一次发生了正面冲突。
那天早上，晨曦微露，犯人还在酣睡，我像往常一样起床，披着棉袄坐在院子的台阶上看书。杂务魏有来走过来告诉我：“杨指导员规定，犯人一律按时起床，你得回去睡觉。”我莫名其妙地对他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从来都是这时候起床的呀？再说，我看书也并不会影响任何人呀！”
这一年来，杂务魏喜来对我一直是有面子的，平时也有说笑的时候，他也像很多人那样叫我李哥，使我感到不解的是，怎么今天他翻脸就是“公事”了。
我不愿与他发生争执，便回到组里，坐在自己的床铺下继续看书。
魏喜来在各组巡视一圈后，又来到我们组。看见我还在看书，说：“我已经跟你说了，你怎么还不上床睡觉呵？”
在六中队这一年来，还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说过话，我心中一阵火起，冲着他骂道：“去你妈的，你别他妈的拿着鸡毛当令箭。老子看书关你什么事了？你是不是有毛病呵？”
这一来，组里人都醒了，七嘴八舌地骂着他“滚蛋”，还有的犯人起来往外推他。魏喜来指着我说：“你身为值星员，带头不遵守监规纪律，你等着，我报告指导员，以后有你好看的。”
一天过去了，这天晚上学习的时候，杨指导员果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让我说说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我简单叙述了一遍事情经过。他问我是不是骂了魏有来而且让全组犯人推搡他了。
我承认骂了他，否认指使别人推搡他。
杨指导员板着脸说：“你在监狱里待了这么多年，就该懂得监狱的规矩，这儿不是学校，你是来这儿改造的，是来改造你的反动思想，想要学习早干嘛来的？杂务是代表政府执行纪律的，你骂他就是辱骂政府，就是反改造行为。今天我给你留点儿面子，不收拾你，如果再有这种现象，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走出办公室，我心里感到一阵寒冷，那寒冷不是因为秋末冬初的天气，而是感觉到了面临的危险。
晚上集合点名时，杨指导员不点名地说了今天发生的事情，重申监规纪律是每个犯人必须遵守的准则，如有人违犯，无论他是谁，政府也绝不轻饶。
从那天起，茶淀农场六中队改造犯人的严冬与大自然的严冬一同来临了。
1978年底，不少犯人在家属探监时带进消息，社会上已经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很多人都被无罪释放了。
两年前，当“四人帮”刚刚倒台时，我在北京第一监狱三中队曾与与身边的朋友们一起为之兴奋过、企盼过。企盼随着“四人帮”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结束而走出监狱，获得自由，但在时光的荏苒中，我们都失望了，那一天迟迟没有到来。
从那时起，又已过去两年多了，在这短短的两年里，社会上发生了多少事情呀，就连毛住席逝世后继任的华国锋住席在国家领导人中也不再像两年前那样至高无上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如今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像我们这样因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被投进监狱的人被平反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如果说，我们那时企盼的事情还为时过早，难道现在还早吗？在我反复地分析与判断中，我相信了从外面传进的这些消息，平反“冤假错”案绝对不会是空穴来风。
不仅我，而且听到这些消息的人都不怀疑它的真实性。这样的消息对无时无刻不在渴望自由的犯人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喜讯。“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在六中队不胫而走，无论是不正的革命犯还是刑事犯都被这样的消息惊动了，大家在田间地头，在监区宿舍里纷纷议论起来。
我在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的不断流徙中已经熬过了9年，如果按刑期算，我还要继续服刑4年。在监狱里再度过4年的光阴谈何容易。于是，那消息使我也心旌摇动了。
一天，在地里干活休息时，我与华杰谈到这个问题。
他早已听说社会上在为“冤假错”案平反的事情，只是就他自己的问题而言，他不抱希望。
他劝我及早动手写上诉，他认为，自己不主动写上诉，是不会有人来管象我这样毫无背景的“蒙冤”者的。
1978年年底，来自社会上对文革中的问题予以“平反”的消息越来越多，我的心终于无法抑制地激动起来。
1978年12月10日，我给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写了第一份上诉信。
我让丁广林为我把上诉信工工整整地抄录了一份，留下了底稿（或许还要递交第二份呢）。
信交到杨指导员手里，我郑重要求他及早给我发出去。我还记得当时他极其不屑地把我的信扔到桌上说：“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接受改造，不要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即便有些人能够被平反，那也是特殊情况，绝不会是谁想平反就能平反的”。
我不想与他过多谈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立场与出发点都不一样。
我问他：“杨指导员，我给中级人民法院写上诉不犯法吧？如果法律允许，就请您给我发出去，您要是觉得我写得有问题，再把它还给我。”
在我之后，左继中和其他一些犯有不正的革命罪行的犯人也相继写了上诉信。
一天，丁广林找到我，请我为他也写一份上诉信，我责无旁贷地为他写完了上诉。
这以后，我又为其他求我代写上诉的一些人做了相同的事情。
在我写过的上诉信中，有一个叫李秋生的犯人我记得最清楚。他也是个年青人。他的罪行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防震时，因为与好多人一同哄抢了一马车苹果，因而在地震的非常时期被“从严”处理，判了10年刑期。
为了给他写上诉，我仔细研究了他的判决书。他的罪行是单一的，除了他本人哄抢的一筐苹果外，绝无其它连带问题，但他为这一筐苹果却判了10年。
今天也许人们会说：“这太可笑了，这和雨果写的小说《悲惨世界》里的主人公冉阿让何其相似！”但这种可笑的事情在那个年代里不是太多太多了吗？
因为中队里写上诉的犯人越来越多，杨指导员大为恼火。
在一天召开的全中队犯仁大会上，他大发雷霆地训斥大家：“现在我们中队有一种极其恶劣的现象，很多人写上诉，这是公开的不认罪行为。政府三令五申地正告过你们，犯人‘只能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而你们现在的行为就是明目张胆地与政府对着干，我看，这是有人在背后指使，在背后操纵。我并不是吓唬你们，这样下去，你们当中总有人要走上加刑的道路。”
会场上鸦雀无声，指导员的讲话把大家全都震住了。有些人把头转向我，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杨指导员讲话的真正矛头是对我来的。
从那以后，为了平安度日，我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警惕自己避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但麻烦还是来了。
1978年12月初，地里的活儿干完了，全农场又开始准备冬季的修渠任务。
但六中队场院里的活儿没干完，那里还堆着小山一样的玉米需要我们把它脱粒后入仓。那几天，各组犯人不分白天黑夜地抢活儿。
一天，我所在的六组值夜班，晚上十点钟出工到场院去脱粒。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脱粒是场院里最苦最累的活儿。一台脱粒机像巨兽一样矗立在那里，那入料口就是一张血盆大嘴，一旦它隆隆转动起来，十多个人轮番往机器里送料也供不过来。只要机器开动着，任何人也休想有片刻的休息。
那天我们组吃过晚饭就睡觉了，为的是夜班能有精神干活。
九点半，杂务先把我叫醒，让我派人去把夜班饭打回来。
按规定，值夜班的犯人出工前要吃夜班饭，那天夜班饭的主食是四两窝头，副食是一碗熬萝卜。
饭打回来，大家也都起床了。我让大家把各自的饭盆摆在桌上，由我来给他们分这菜和窝头。
分完了，大家狼吞虎咽地吃起饭来，但还没等那萝卜吞进肚子，便一个个地大叫起来。
原来那萝卜都是被冻了的，煮过后不仅有一股难闻的臭味，而且根本咬不动。
屋里一片叫骂声，大家纷纷把那萝卜倒进分菜的脸盆。更有甚者，索性钻进被窝喊着“不干了、不干了，那么累的活儿，就给咱们吃这玩艺儿。”
我尝了尝那萝卜，果然如此。
做为六组值星员，我只好去找当班的队长向他反映此事。
那晚是一小队主管队长张连仲当班。我向他说完此事，他极不耐烦地说：“想吃什么呀，这是监狱，没好的，想吃好的别进来呵！”
我也火了，端起带来的那盆菜对他说：“你先尝尝，这菜有法儿吃吗？不吃饭，这一夜的活儿能干吗？”
张连仲蛮横地把我的菜盆推开说：“就这个，不吃别吃，我看谁敢不去干活儿。”我耐着性子说：“这话我没法儿说，你去跟大家说吧。”
张连仲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们是不是要闹事呵，你想罢工怎么的？”
我说：“我可以去干活儿，别人去不去，我管不了，你瞧着办吧！”说完这话，我转身回去了。张连仲紧跟着我也来到六组，一边走一边骂骂咧咧。
组里多一半人都钻进被窝了，张连仲气得一个个往外拽，拽出这个那个又钻进了被窝。他再说什么、骂什么，也没人理他，弄得他毫无办法。
农场的劳改队与一监的工厂不同，在活儿忙的时候，那是一点儿也不能耽误的。况且，突击完这场院的活儿后，马上就要开赴修渠工地，那是关系到全农场劳改工作的大事，谁耽误了谁吃不了兜着走。
张连仲大概也意识到今天如果犯人不出工，他也有脱不掉的干系。他收敛起刚才的气势，把我拉到门外压着火气和我商量怎么把办。我说：“你想让大家出工，其实很简单，再给大家熬一锅没坏的萝卜就是了。”
张连仲无可奈何地到厨房安排去了。
过一会儿，伙房送来一盆热气腾腾的熬土豆，张连仲没跟着过来。我心里明白，他是绝不会咽下这口气的。大家看见这盆熬土豆，高高兴兴地从床上爬起来，吃完了这顿通过斗争争取来的饭。
看着大家吃饭，我心里明白这件事是不会就此罢休的。
吃完饭，我心事重重地问大家：“这饭也吃了，都满意了吧？今天这活儿怎么干呵？”大家纷纷对我说：“李哥，你放心，今天保证提前完成任务，绝不给你找事。”
场院就在监区大院对面，张队长把我们带到了场院。这夜风很大，脱粒机开动后，寒冷的西北风带着啸声卷起阵阵烟尘在场院里回旋着。
大家用毛巾把脸和脖子全都裹起来，只露出两只眼睛聚精会神地往料桶里不断喂送着干透的玉米。
张队长裹着厚厚的军大衣，躲在远处的料棚里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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