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趁大家休息时，我再次仔细清理了自己所有的东西，把我的申诉及控告信原稿转移到我一年来的好友李华杰那里。虽然我知道由于我的“问题”，他也已经成了监控对象，但现在也只能如此了。在这人心浮动的时候，能够让我信任的人实在所剩无几。
下午由于押送犯人出工的警卫有事，整个分厂停工学习，学习的材料是严格布置好的《人民日报》社论和讨论“当前大好形势”。期间去厕所时，在过道碰到张志勇，他见四面无人便悄悄告诉我，昨天晚上就寝后，丁广林又被张连仲队长“客客气气”地请去了。据他说是追问为什么丁他要参与我的事，废寝忘食地为我抄写上万字的信件。其它情况他也不十分清楚，因为他和丁广林虽然同在一个组，但在这种草木皆兵的时候也不敢过多地私下交谈。他只能含糊地告诉我，上边已经对我下手了，要对我的控告揭发信一事查背景、找同谋，一旦凑足材料就要对我采取严厉措施予以打击。
张志勇出身于干部家庭，捕前系学生出身。在一九七五年的天暗门事件中，他因打伤了当时的工人民兵，以刑事犯罪判处六年徒刑，他为人正直、善良、极富正义感，他和监狱里大多数刑事犯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他有思想、他鄙视身边的罪犯，也看不起那些为所欲为的监狱管教干部。三年多的监狱生活使他变得谨慎和冷峻。他写了申诉并请我为之修改后，悄悄的让家里人探监时带走了。
他对自己的被平反极有信心。
张志勇当在我的朋友之列。
我请他告诉丁广林暂时不要与我接近，一旦有什么麻烦事尽可推到我身上来，天大的祸事由我一人承担，他点头去了。
丁广林是____这是北京昌平县一个普通的青年农民，他自幼酷爱书法，生性耿直。他由于家庭出身（出身富农）所累，加之喜欢文学，无辜遭受牢狱之灾。来农场一年多的时间，由于彼此不断地了解，这个勤奋好学而又诚实可靠的年青人不仅引起我的好感而且成了我最接近的朋友之一。这半年来，他用自己那一手漂亮的仿宋字补偿了我字迹的潦草和难于辨认，他帮我抄写了几万字的书信和笔记。他是我最忠实和得力的助手。
现在，当我想到由于自己的轻率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不仅给自己也将给他带来不应有的灾难与不幸时，我的心不由得缩紧了。真的，如有可能，我愿用十倍的痛苦来为他求得解脱，但恐怕为时已晚，况且，他也绝不会弃我而去，他更不会用出卖我来求得自己的苟且。正因为我深知这一点，也才感受到一种极大的痛苦和内疚。
李华杰_____这是我在茶淀劳改农场唯一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可与之明言的至诚好友。
李华杰_____他可谓是“大海里的木鱼儿，闯荡江湖的老梆子”了。从十四岁起，在北京的流氓圈儿里，他就以“小日本”的绰号而叫响了。在公安局里他也曾几进几出，终于在一九七二年以不正的革命流氓集团首犯的罪名被判刑十年。
我们是同龄人，但却走着不同的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愣是以流氓自居，决不参加红卫兵。他成了西城区德胜门外一带声威赫赫的“顽主”，就连他的母校北京十三中的红卫兵也惧他三分。
他的父亲李少鹏是一九二三年参加某某的老革命，是中国革命早期的著名领袖李立三、王明等人的忠实战友，在档史上被戏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由于他一生都在反对伟大领袖，所以尽管他也是中国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但后半生都在风雨飘摇中度过。
一九三四年红军反围剿失败后，他随同李立三、王明等人一同被送到苏联学习，在那里他第二次结婚，娶了他的苏联妻子（他的妻子是蒋经国夫人的亲妹妹）。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中国，但被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不久，他又第三次结婚，娶了一个留在中国的日本女人为妻。李华杰就是他和这个日本女人所生的儿子。
有人说第一代混血儿是最聪明的，这话有几分道理。他虽然身在江湖，但着实读过不少书并练就一笔好字。他属于流氓中有思想的那一类人。在茶淀农场的服刑生活中他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但干起农活来却是一把好手，不管干何种农活儿他总能“偷机取巧”干得省工又省力。他似乎是流氓群里天生的领袖人物，在三中队的犯人中也颇有威信。
由于他的复杂而又不同寻常的身世，也是由于他在犯人中的威望，队长们也轻易不去触动他。
半个月前，他就建议我不要去理会干部们的行为，他忠告我，只要不触犯我们的利益，只管冷眼旁观便是。但我执意而为。其后，他又忠告我如果写信状告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也不能让丁广林代笔抄写，以免召来结档营私，组织“反改造集团”的罪名。但我太幼稚了，我深信我的正确，我深信我写的控告信是在劳改政策和法律允许的限度之内。我实在不相信六中队的政府干部真敢无视和践踏刚刚颁布的监狱管理法。那时，我把他们这些自命为档和政府忠诚干部的人们看得太善良了。
现在，渐渐逼近的灾难动摇了我过去的想法，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过去政治上的天真。事实正象华杰预料的那样，丁广林将要受到株连，而且受株连的还远非他一人。
久居劳改场的犯人是善于查颜观色的，几天来，他们对于扬指导员的意图早已心领神会。平日那些不甚往来的犯人固然有的对我同情、有的莫衷一是，但更多的“靠拢政府”的犯人却是象苍蝇一样叮着我、偷偷监视我，希望从我的行动中找到可以汇报、可以立功受奖的材料。但不管人们持何种态度，冷漠和疏远都是明显的。这使我感到压抑和难堪，更感到孤独。但我决不示弱，我强作欢颜，假装出一幅若无其事的样子，因为我知道，那些躲在暗处的人正期待我由此造成心理上的痛苦与压力，期待着我被激怒，那才是整我的最名正言顺的借口。
这种难以忍受的心情逐渐转化着，接替它的是愈来愈强烈的愤怒与仇视！仅仅是由于多年来监狱生活付与我的理智，才使我将其压在心头。但我真害怕，害怕有那么一天，由于我的理智控制不了感情，就象火山一样，将这种有害无益的情绪一下儿喷发出来，那时，首先被焚毁的将是我自己。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九日（星期四）
早晨，乳白色的大雾从天而降，沉重的雾气从敞开的窗子弥漫到屋里来使一切都变得朦朦胧胧。出于对犯人“安全”的考虑，在监狱里这样的天气是绝对不能出工的。
八点钟，杂务魏喜来到各组通知今天停工学习，学习内容是集体讨论“监规纪律”，每人都要对照自己的改造行为认真检查。
九点钟左右，杨指导员突然把王青智、李秋生、李大海等人传到队部去，说是由于改造的需要，马上把他们调到一个新的劳改单位。
犯人的突然调动虽然在监狱中是经常发生的，但这次单单调动这几个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和我都有着某种微妙的关系，李秋生是被他们公开称之为我的“走卒”的人，李大海也被人们戏谑的称之为我的“保镖”，而王青智_____ 这个四十三岁的奸污亲生女儿的大流氓，由于他对诗词的酷爱和我来往也较为频繁，这都是众所周知的。毫无疑问，调走这几个人是因为“政府”把他们看做我的羽翼而首先被剪除的。
在监狱里只允许有“同犯”而不允许没有“难友”的关系。
在周围严密的监视下，“同犯”之间的送行是根本不行的。学习讨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打断了，大家无声地从窗子里望着即将离去的“同犯”在朦胧的雾气中来来往往搬运行李。
二十分钟的准备时间是仓促的，但李秋生到底还是找个借口到三组门口来向我告别。这个因为轰抢了几斤苹果而被判刑十年的年青人此时眼睛是潮湿的，他难过的握着我的手但却什么也说不出。我不愿太伤感，便笑着对他说：“到了新的地方要好好干，争取提前释放”。
当我把手抽出来才知道他放在我手里一个纸团。
三十分钟后，一切调动手续办完，一架手扶拖拉机带着他们隆隆驰出监区的铁门，随后便消失在浓浓的大雾之中。从那以后，30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过他们，也无从得知他们的下落。
转身回到我的铺位上。组长王平已开始干巴巴、枯躁无味着读着“监规纪律”。大家都在沉默，我不知此时他们是在洗耳恭听呢还是想着各自的心事？由于我的铺位是在最里边靠近窗户的地方，利用这个方便条件，悄悄打开刚才李秋生给我的纸条。上边写道：“突然的分手是我想不到的，你的帮助和教到（导），不管到哪儿我也不会忘记，再次感谢你为我写的申诉。我相信它是一定会见效的，最后，望你千万、千万小心的保重自己，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下面是他的家庭地址。
看完后，我在手中把纸条揉烂，吞到肚子里去。
九年多的监狱生活，仅我自己被突然调动就达五、六次之多，看着别人被调动的次数更是数不胜数，因而这类事情对于别人固然容易触景生情，对于我实在已经没什么刺激了，但在我现在的处境下，看着这几个一直融洽相处的人被调走，心里到底还是很难过的。
有人把监狱比喻成一列向前开动的火车，这是很形象的。九年来，我从这一节车厢走进另一节车厢，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来，又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离去，大家仅仅由于旅途的相逢才熟识起来，人们由于萍水相逢而又素无嫌隙，彼此产生“善”的感觉总比产生“恶”的感觉要容易得多，加之同样的命运和某些性格、情趣的共性，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友谊”。
这种“友谊”是存在于感情之中而并非是存在于理智中的。因而，在平常没有风浪的日子里，它尽可以和谐地维持下去，但一遇“风浪”、遇到自己的切身利益被危及时，那就很难说这种“友谊”还能否持续下去。
刑事罪犯的最大特征和共性是极端利已，这也是流氓无产者整个阶层的共性。因此，友谊尽可以存在，而限度是决不能超过的，这也就是我与被调走的几个人的确且关系，不管他们对与我的“友谊”持何种态度。
大雾持续到下午三点多钟才渐渐地散去，出工是不可能了，大家都乐不得在家休息了一天。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一）
午饭后，邵起才被叫到杨指导员办公室。听说是“石化区”法院的人接到他递交的第一次申诉后，现在来找他核实情况。人们都在睡午觉，我躺在床上偷偷的读“欧洲哲学史”。
一个多小时后，邵起才回来了，是被杂务押解回来的。只见他满身是泥土，衣服也被扯烂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双臂疆硬地下垂着，好象失去了控制。前额上，一个核头大小的疙瘩向前突出着，还在往外渗血，一幅狼狈不堪的样子。他平时那种自命不凡、鹤立鸡群之态一扫而光，连影儿也看不见了。随着门被撞开和杂务成震开的连声呵斥，人们都被惊醒从床上爬起来。
从成震开那冰冷嘲弄的口气中得知，由于邵起才在与法院工作人员的谈话中发生顶撞，使坐在旁边的杨指导员感到恼火、感到有损于他这个三中队主管干部的威严，便大光其火，左右开弓的打了贾文启三十多个嘴巴，打完后，又把邵起才摔倒在地，命令杂务狠狠的将其捆绑起来。这就是贾文启带着那一幅尊容回来的原因。
一年来，茶淀农场的干部象这样殴打犯人的事件我已见过多次，所以也见怪不怪了。不过，由杨指导员这个张口政策，闭口法律的人亲自动手，而且打的不是年青人，而是这样一个四十多岁、有着知识分子强烈虚荣心的人还是第一次。对于邵起才其人，我虽不感兴趣，但由于命运的相同，对于他的被殴打，我在内心里感受着极大的不公和愤怒。杨光明身为一队之主，尚且如此放肆，又怎么能使其它干部受到约束呢？无怪乎，我控告的是张连仲，而他却大光其火。
打水洗脸时碰到李华杰，这只不轻易流露感情的“老狼”，脸上也带着压抑不住的愠怒之色，他问我怎么看待今天发生的事情，我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杨光明的本意是想‘杀鸡吓猴’给我一点儿颜色看。”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告诉他：“我偏要去刺激刺激姓杨的，今晚我就再去催问他我的控告信到底发出没有，看他作何表示”。他眼睛看着别处沉思着说：“那到没必要，他们快要对你下手了，你的信别再指望从他手里发出去，现在姓杨的已经昏了头，你应该采取措施给他一点压力，使他不敢对你太放肆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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