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讨教用什么办法，他说：“赶快写一封信，把你的控告信被无理扣压之事写清楚，上工时找机会交给分场的齐教导员，让分厂的头儿知道此事，这样他们就不敢太过分了。”
看他迈着一对儿难看的日本式的罗圈腿摇摇摆摆地去了，心里对我这唯一的“同谋者”实在是感到由衷的敬佩，难怪有人说，第一代混血儿都是极聪明的，我真的信了。和他的老谋深算、料事如神相比，我实在是逊色。
看着他，又使我想起一年前从北京第一监狱分手的李少白，他们二人虽然是“罪行”不同、经历各异，但却有其相通之处。如果说，在我身上真有一点儿像他们说的“为达目的不计后果”的拼命精神，那他们二人在监狱这个“战场”上却都是不折不扣的巴雷姆（十七世纪法国术学家）。他们二人都是我难得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挚友，但在对我表现友谊的方式上却不尽相同。
前者（李华杰）绝不从正面批判我的意志；对我一切“本能的”对抗“政府干部”的行为，他在原则上都是赞成的，他绝不劝我去逢迎那些犯人的主宰者得以苟且存身；但在手段上，他却凭着冷静的头脑、慎密的观查，经常提出计箅清楚的步骤弥补我的不足，因此，熟悉我们之间关系的人赠送他是我的“狗头军师”的雅号。
而后者（李少白）在二十个月的相处中，却是用他诗人的无情针贬不断对我进行往往是难以接受的规劝。用他同样准确的预见，对一切行动都先谋退步、留有余地的处世之道来校正我的狂热与作事的不计后果。
前者对我的帮助偏重于手段和策略，后者对我的规劝偏重于生活的目的与原则。从感情上说，李华杰使我感到更为接近；从理智上说，李少白的忠言对我亦是不可或缺。但思想已构成事实，后果尚待得出的此时，我感到最需要的还是李华杰的权谋而不是李少白的原则。
晚上学习时全队集合起来，杨指导员先入为主，在他声色俱厉地咆哮一顿之后，宣布了对邵起才的处理结论。谓之曰：“反改造气焰极为嚣张，态度恶劣、拒不认罪，因而需要严管。”一鼓定乾坤，这个经常被干部请去按摩、看病的邵大夫就这样被送进了具备着各种管教手段被称之为“严管组”的狱中之狱。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把我写给北京中级法院的个人申诉和写给检查院对干部虐待犯人的“控告揭发信”同时交给六中队的管教们由其转发实在是我的失策和考虑不周。从切身的利益得失看，前者直接关系到我的命运与未来；后者是出于义愤，出于对大家都看得见却又都敢怒不敢言的事情的申张，而这和我的切身利益其实并没有直接冲突。我的申诉由于并未触犯这些监狱农场干部的即得利益，一般说来，他们还不至无缘无故地扣发，而后者矛头所向是直接危及他们的前途和干涉着他们的现实利益，揭开了他们害怕被揭开的内幕，这当然是要被刁难的。
现在可以肯定我的“控告信”是被扣发了，但同时交给他们的我的申诉会被单独发出吗？这是不可能的。我怎么竟然糊涂到把这两件极不该一起办的事情放在一起办了呢？
我读过黑格尔，而且自以为懂得辩证法，但居然如此糊涂地处理这特殊环境中的特殊矛盾。昨天晚上在我对杨的追问中，他的回答已明确告诉我，我的“控告信”他们至今没有发，而且由于扬指导员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发出去了。“控告”也好、“上诉”也罢，这都是法律赋与犯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力，而杨光明今天公开扬言：“没必要给你发”，这使我大吃一惊，想不到他们竟卑鄙到如此程度。
下一步怎么办呢？把申诉复写一份再发出去已不可能了，我是处于被严密监视下的犯人，我一动笔就有人走到我跟前溜达，想方设法看看我在写什么。而且即使我把申诉抄写完，又交给谁去发呢？应急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把放在华杰那儿的最后一份底稿让他私下转移出去，直接寄交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私下发信在监狱里是非法的事儿，但这是他们逼的。可问题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用这种方式能够顺利地把“申诉”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吗？
头上的阴云已经密布了整整二十多天，暴风雨肯定要来的，我希望把这一重要事情作完之前千万不要出事儿才好。
下午，张之学偷偷告诉我，据说是文革中的“红色外交家”姚登山（中国驻印尼大使）的独眼公子_____姚琪今天一上午没有出工，由习东生、魏喜来作参谋在组里写对我的揭发材料。好一个政府干部，只要能打人，什么乌龟王八蛋都可用作武器。不过对姚琪来说，我还不能怨恨他，他从过去对我的唯唯诺诺转变到现在立场，这是我自己造成的。由于感情上的厌恶，我对他确是太刻薄了，几个月前在对他的批判会上，我使用的语言太尖酸刻薄了，使他无地自容，从此怀恨在心，才使杨指导员现在能够把他拿来当抢使。不过，这个一年来一直以我的“小兄弟”自命的小混蛋又能对我揭发出什么呢？
当初和李华杰一同写对他的批判稿时，因为我措词的酸刻激烈，他就建议我把语气写得婉转一些，应付一下算了。但锋芒毕露的我（我现在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到底还是使用了我贯用的语言结束了这篇刁钻的讽刺小品。这固然在批判会上博得阵阵轰笑，会下受到犯人交口称誉的“嘉奖”，但在哗众取宠之后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就是招来今天潜在的祸患。
华杰尽管也是才华横溢、文字练达，但批判稿却是写得又幽默又得体，不偏不倚，上下不得罪。的确，在各方面他都胜我一筹啊！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十日（星期一）
明天就是“五一”节了，今天全队没有出工，在家学习。
距“四人帮”的完蛋已经快三年了。三年来，社会上变化是巨大的，从报纸、广播和人们的传闻中都不断传来这方面的消息。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的历史如今又被颠倒过来。自从对历年“冤、假、错”案大面积地复查以来，监狱中的政治犯一个个地获释。从眼见的监区以至中队的情况看，无罪获释的“现行不正的革命”已经不少了（左继中已被平反释放）！但为什么我的问题却至今无人问津？从去年底开始，我的申诉已写了三次（不包括这一次被扣发的）但却如石沉大海渺无音讯。
清晨，听着窗外春风徐徐拂动的杨树发出哗哗的响声，看着身边不断发出沉重鼾声的人们，一种迷惘、压抑的心情油然而生，在痛苦的失望中，我坐起身在寂静中信笔写下《晨风》这首诗。
晨风：
从狱墙外的田野吹来一股晨风，
簇集的绿叶在晨风中轻轻煽动。
仿佛是对晨风的抚慰感激不尽，
它喧闹着发出飒飒的响声。
从狱墙外的田野吹来一股晨风，
晨风热烈地频频吻着窗棱，
仿佛是要把沉睡的铁窗暖化，
啊！为什么总是这般的冰冷？
从狱墙外的田野吹来一股晨风，
这晨风莫不是春天又去的信风？
只是别前不愿踏上远去的行程，
才在窗外踯躇叹息，徘徊不定。
从狱墙外的田野吹来一股晨风，
轻轻搅动我甜蜜的梦境____
晨风不断吹来，大地终未苏醒。
只有窗外的绿叶在歌唱寂寞的黎明。
中午在甬道洗衣服时，恰好丁广林过来。他见四处无人，匆匆忙忙把前几天他被张连仲夜间审问的事告诉我。
他说：“那天晚上，我一走进队部，张连仲就让我坐在小板登上皮笑肉不笑地问我：‘你给李恒久抄写过什么东西吗？’我回答：‘抄写过，那是他控告你踢打犯人的揭发信。’他又问我：‘你为什么帮他抄？你知不知道他是思想极为反动的现行不正的革命？’我回答：’这跟他的案情没关系，法律不是允许犯人控告干部违犯政策的行为吗？况且他求到我，我也不好拒绝。’他凶狠地说：‘他干的是不正的革命的事，你替他抄写，你就是同谋。’我回答：‘您非要那么说，我也没办法！’张又说：‘我们认为你跟他是不一样的，你的错误是属于受骗上当、属于被他利用，从现在起你就要跟他划清界限，对他进行大胆揭发，争取立功赎罪’”。这就是对话的基本内容。
在一年多的相处中，对我的所作所为从未有过任何异议的丁广林，今天却破例对我进行了批评，批评我对于他们的狠毒给予了过低的估计；批评我不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批评我太刚愎自用、急于求成；批评我忽视了主要的奋斗方向而把精力放在了他们身上。他的话我并不完全赞同却又无言以对，也许今后的事实会为我的是与非作出结论吧！
一九七九年五月六日（星期日）
象是孕育着婴儿的母体，在经过长时间的难产后，哪怕诞生的是令人恐惧的怪胎，母亲也总算从阵痛中解脱出来，而这时的痛苦完全属于另外一种性质了。
今天是星期日，大家都在包饺子。
在三中队，每隔个把月犯人就可以改善一次生活，由监狱伙房按犯人规定的粮食定量把面粉和青菜等分配到各组，由犯人自己包饺子吃。
九点钟，十个组的饺子都已包好，分别送到伙房门口，准备下锅了.....
三组和我铺位相临的尚乃成从早上就被杨指导员叫走，去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回来。忽然，已经当了杂务的吴晓光传来杨指导员的急令，“六组全体犯人到队部门前集合，不得迟误。”
全组犯人迅速跑到队部门前的影壁下，惴惴不安地一字长蛇排好队并站得笔直，象是等首长检阅的仪仗队。大家屏住呼吸，心里都在想，“不知又该轮倒谁倒霉了”。
人，终于从队部出来，但不是杨指导员，而是被他叫去的尚乃成。这个因强j罪被判刑三年的尚乃成真是好一幅模样，棉衣的领子被拉下来露出棉絮；鼻子滴着血，嘴角也滴着血，脸上是青肿的，眼角还带着没有抹去的泪痕。不言而喻，这一切都是刚挨过打的痕迹。
杨指导员随后走出来，只见他一手插在裤袋里，一手拿着烟，那怡然自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像个大干部。他抬头示意不知所措的尚乃成站到一边，踱着方步喷着烟圈走到这一排恭候已久的犯人面前说：“尚乃成家里寄来的物品中有一迭复写纸，你们知道，这是监狱里绝对不允许的，应该没收，尚乃成不满意，回组后居然漫骂政府干部，你们当中当时就有人向我进行了汇报，现在你们说，还有谁听见他骂人了？”副组长王平抢先回答“报告指导员，我听见了。”长着一双三角眼，身材只有一米五几高的王士富也忙不迭的说；“我也听见了，他是骂人来的......”
看着我无动于衷，杨指导员沉不住气了，“李恒久，你的铺位离他最近，别人都听见他骂人，你听不见吗？”他点着我的名说。
“我没听见，他取回东西时我已经睡着了”。我想了想，这样回答了他的不怀好意的问话。
“你胡说，你不仅听见了他骂人，而且还跟他说了话。”他猛然停住一直在踱着的方步，把抽了一半的烟蒂扔在地上凶狠地说：“不识抬举的东西，从今天起，我宣布你被中队严管。”
我的心咚咚地跳起来，不由得有些胆怯。“早知道你会这样，我并不奇怪，不过我没听见就是没听见。”我勉强地冷笑着对他说。
杨光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聪明的他却找了一个最不聪明的理由把我送进了严管组），他宣布了解散。尚乃成不明不白地挨一顿臭揍之后（为了我）也就被“特赦”了。习东生，成震开、魏喜来等几个杂务浩浩荡荡地押着我回组里去收拾东西。
就这样，在从八个组窗口投出的上百双目光下，象一头被送进屠宰场的猪，我被送进了严管组。我想，苍天若是有眼，它一定看到我当史的脸色是十分苍白的。
严管组的组长是杨光明的亲信犯人赵宏英、谷有清和景茂全。三位组长的身份如下：
赵宏英是不正的革命犯，现年二十八岁---刑期七年（在后来的改造中精神失常，保外就医）；
郭有清是盗窃犯，现年三十八岁---刑期三年（刑满释放后，回到家乡）。
金保全是流氓贪污盗窃犯，现年四十五岁---刑期八年（不知道后来的情况）。
十一点钟，一碗早已冰冷的饺子被送到严管组，这是我按照犯人应有的四十五斤定量吃的最后一顿饭。在严管组七个可怜人异样而贪婪的目光下，我心不在焉而又毫无滋味的大嚼一顿，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都持这种眼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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