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狱中日记（二）
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星期一）
清晨五点，天还没亮，被严管犯人就按照严管守则特殊规定的作息制度提前起床出操了。在赵宏英那难听的公鸭嗓的喊叫中，大家揉着极度缺乏睡眠的惺松睡眼，迅速而听话地从床上爬起来，把被子整整齐齐叠好后排队去厕所，从厕所出来一直走出中队大门，来到监区大院。
对严管犯人的第一顿“杀威棍”就是背诵严管守则和监规纪律，站在院子里背诵，不背熟是不能睡觉的。幸好爹娘给我一个好记性，使我免受了彻夜的寒霜之苦。
犯人就寝的哨子吹过不久，我已把严管守则十二条和监规纪律十六条背得滚瓜烂熟。经值班的严管组组长赵宏英考核后，我被批准睡觉了。
但这一夜我却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我在咀嚼着个中的苦味，想着已被森严的严管制度隔开的难友们；想着调来农场一年多的经历；想着从现在就要开始度过的狱中之狱、囚中之囚的难熬岁月。快起床时才昏昏然沉入梦乡。
现在，随着这只小小的队伍，伴着尚未消逝的繁星与带着寒意的夜风，在严厉的口令声中机械地操练着，大家跑步时还要大声喊着“一、二、三、四”。那口号声、口令声夹杂着赵宏英野蛮的叫声，回荡在寂静而空旷的监区上空，人们都还在酣睡......
我像在梦中一样，毫无知觉地做着与大家一样的动作，抬腿、走步、张口、喊号.....半小时后，严管犯人操练完毕回到中队院子里开始打扫院里的卫生，直至全中队犯人起床为止。这是严管组每天生活的第一个内容。
洗漱完毕后，全体被严管人员排队回到严管组，每人都按照规定的姿势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规规距距地进行每天例行的“反省”，默诵监规纪律和严管守则。屋里静极了，只有值夜班的赵宏英不时翻动着报纸并且象驴一样喷着鼻子，发出有节奏的“嗯、嗯”的声音。
这是一间大约十五平方米的特殊监舍，四面墙壁被生了一冬天的砖砌炉灶熏得黧黑。靠南面的地上，铺着一层十公分高的散发出浓厚霉气的烂稻草。八床被褥按规定整齐地码放在地铺里面。由于严管期间的犯人不能拆洗被褥，所以尽管肮脏，却也直得象一条线。
房间里的北面是一个用土坯垒成的火炕，和地铺之间形成窄窄的通道，这是和被严管犯人以示区别的严管组组长夜间值班休息的地方。炕上铺着崭新的苇席和那几个“上层”犯人的线毯，同样叠放的整整齐齐。
火炕旁边横放着一张用柳木作成的简陋的桌子，桌子东摇西晃的，似乎一脚就可以踏得粉碎，这是严管组组长的办公桌，也是被严管犯人决不许靠近的唯一一件“高级室内用具”。
《严管犯人守则》、《监规纪律十六条》和严管犯人守则的《补充规定》分别贴在三面墙上，那是知名人士巨赞先生的得意门生而现在被定为强j犯的张士辉用一笔绝妙的隶书抄写的，他的生花妙笔用在此时此地，实在委屈了他和他的老师。
上工的时候，被严管犯人走在队伍最前边，八个人分成两排，两个组长威风凛凛地跟在后面，像是工头。严管组和中队犯人相隔两、三米的距离，仿佛是大队人马的先头部队，显得十分扎眼。从监区到地头要走半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居住在马路两边的干部家属和其它中队的犯人指指点点地把这几个自惭形秽的、不幸的人当成了消闲解闷的谈话资料。这种带有纯粹侮辱性的强制措施，这种不光彩的招摇过市把我气得发昏，我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我无法忍受，我要抗议！但“先头部队”后面紧跟着的两个严管组长却未容我开口，便连声呵斥着“快走，快走，跟上队伍。”我终于明白，向他们表示我的愤怒和抗议无异于对牛弹琴，只有忍耐着，忍受着，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到了地头开始劳动时，严管组犯人也是和中队其它犯人隔开的，而且不仅隔开，还要紧紧挨着警戒线旁边的警卫。
按照严管守则之规定，严管犯人只能吃到36斤粮食（比正常犯人规定的45斤定量少9斤），还要干人的体力无法承受的最大工作量。严管守则明文规定犯人在严管期间，应比正常犯人多干一倍的活。
今天的农活是作土梗，我拼命地干，但直到下班，也没完成这双份的劳动任务，别人也大都没能完成。中午收工回来，被严管的八个人中有六人因此被罚站。
朱明武____这个已经关了四个多月的老严管组成员仅仅因为说一句“我确实拿出全部力气了，真干不完呀！”因而对其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身体成直角地面向墙壁蹶着......
对我说来，这还刚刚是开始啊！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日(星期四)
进严管组已经一个月了，杨指导员还是毫无理睬我的意思，也许就像他说的，先来磨磨我的锐气吧！
到农场这一年多，尽管和六中队某些管教干部在思想感情上格格不入，但和犯人的关系总还处得比较得体。就连严管组现任组长赵宏英、郭有清对我也是客客气气、相安无事。而且郭有清在我被严管之前正有求于我，这种微妙的关系使我还没有像其它人那样动辄遭受打骂。但我知道，这种情面上的肤浅关系是不会持久的。
《严管守则》内容如下：
１、每天必须抓紧时间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住席著作，阅读《人民日报》，三天写一篇心得笔记，一周交一份思想汇报。
２、每天必须学习严管守则及补充规定，要在入严管组当日内达到熟背的程度。
３、每天晚上睡觉前必须向政府交个人当日改造情况的汇报。
４、每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除参加严管组的集体活动外，召开小组批判会及改造总结会。
５、随时准备参加中队批判会和各小组的轮流批判会。
６、严管犯人绝对禁止串号；严禁和其它犯人交谈，绝对禁止大声喧哗、吵架等行为出现。
７、除按监规第三条执行外，其它一切非允许物品严禁带入严管组。
８、严管期间，不准接见家属，不准通信，不准吸烟及带进非囚粮食品。
９、严管期间，除生活必须品外，其它物品一律不准购买。
10、不得隋便离开监舍，如大小便必须按规定时间经批准后方可；打饭、洗漱必须按规定时间集体行动。
11、在劳动生产中，不得随便离开劳动现场，不准和其它犯人说话，必须加倍完成生产定额并参加一切业余性劳动。
12、上述守则必须严格遵守，违者严惩不待！
除上述《严管守则》规定的内容外，对严管犯人还伴有经济上的惩罚措施。
在农场从事农业劳动的罪犯按劳改局规定，每人每月粮食定量是45斤，零用钱是2.5元。但六中队的“主宰”杨光明却私自规定，犯人凡进严管组者，粮食定量最多不得超过36斤，而零用钱只有1元。说36斤为最多，因为严管组组长也握有“夺我口中食”的权力，他可以根据所谓“被严管者的表现”在“必要时”扣除其部分定量，直至每天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仅仅吃上一斤或八两粮食（这是名义上的，事实上连这个量也不够）。这种自上而下的土政策，被杨指导员大言不惭地称之为“按改造好坏给予不同的待遇”，甚至美其名曰，“这是不搞平均主义的按劳分配”。
真是活见鬼！这是他对现行劳改政策的超常理解。有人说他“善于把最小的权力发挥到最大限度”，这是千真万确的。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四日（星期一）
清晨四点钟，天已经亮了。下了一夜的雾还未散去，乳白色的浓雾拥挤着、弥漫着在天地间已达到饱和的程度。
严管组八名犯人象牲口一样列队被赶出中队小院的铁门，来到坑洼不平的监区大院，走上那条唯一修得比较平整的“中央马路”。其实，这算什么“马路”呀，不过是一条“下起雨来泥沾脚”的土路而已。八个人的队伍也不过只有三、四米长，但在浓雾中却首不见尾，尾不见首。
这条土路两旁是去年建厂时，各中队为整修自家院子到处取土而造成的大小不一的数十个土坑。又由于清河农场地势低洼、水位太高，从地下渗出的碱水把这些土坑联成一片。一年多来，这里已成为各中队的垃圾站，堆积着臭不可闻的形形色色的垃圾。所以，从去年夏天到深秋，蚊子、苍蝇和各种不讨人喜欢的小小昆虫都把这儿当成滋生地和游戏的乐园。现在，刚刚解冻不久的积水、赃水一汪汪地托着斑斑点点的绿锈，平静得即阴郁又凄凉。
然而，在前几天的“植树节”栽下的几十颗树苗到也显示出一点生机，这里有刺槐、窜天杨和柳树。它们沿着“马路”和臭水沟的边缘分成两排，一直向监区大门口伸展过去。在雾色中，朦朦胧胧、影影绰绰的，从远处看起来，有一种迷离的梦境之感。
一盏尚未熄灭的水银灯在水泥电线杆上高高悬挂着，在雾气的包围中泛着莹莹的淡蓝色的光。在这宁静而湿碌碌的清晨，显得那么高远，又是那么神秘而诡谲.....
终于，透过沉沉的雾气，太阳艰难地爬到狱墙上，它仿佛裹着一身厚厚的尸衣，无力地投射出淡淡的红光，即没有往日眩目媚人的光泽，也失去了它的欢快和敏捷。这时，一切都不动、一切都沉寂着，树木、空气、水银灯，那安着电网的狱墙以及投射在浓雾中的惨淡的阳光都仿佛被人工镶嵌在那里一样。只有狱墙外传来的阵阵蛙呜时而打破清晨的寂静。
天气不佳，人的心情也受影响，八名被严管者在浓雾中进行着每天例行的出操练队。大家随赵宏英短促而凶狠的口令在机械地挪动着脚步，都是懒洋洋的无精打采.....
昨天晚上由于张治国偷了严管组组长谷有清的半个窝头，以至整晚对他进行批斗，直到深夜两点钟才让大家睡觉，睡到四点钟就又起床了，精神从哪里来呢？
杨进喜一边走一边打瞌睡，他没听见赵宏英喊“立定”的口令，一个趔趄撞到前面的王来喜身上。赵宏英勃然大怒了，他走过来，照着杨进喜的屁股狠狠踢了两脚，喷着唾沫星子怒骂着：“混蛋，找死啊！你他妈的长耳朵是吃饭用的，听他妈什么呢？喊他妈‘立定’了，你还走！”
杨进喜一边捂着屁股，一边扭过头惶惑不安的看着他喃喃说道：“我实在困了，昨天才睡二个小时能不困吗？”听着他的分辩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果然，赵宏英狞笑着说：“好吧！就他妈你一个人特殊，二个小时你嫌睡得少，你他妈今天晚上给我在外边站一夜。”随后又恶狠狠地对大家说“回去，都他妈给我回去”！大家跌跌撞撞地回到中队后又开始了每天例行的全院卫生打扫......
晚上，不管杨进喜怎么哀求，他到底还是被罚站到半夜。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五）
清河（茶淀）农场建国以来就是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这里的大量盐碱地在犯人一年又一年辛勤的垦殖中都被改造成了良田沃土。为便于对犯人警戒和管理，这里的耕地都进行了特殊规划，一百亩或二百地划为一甬或一条，各中队犯人劳动改造的地界就是以“甬”来划分的。
上午的劳动是到十二甬去平地，下午因为下雨，全队停工学习。
自从我被关进严管组，转眼一个多月了。由于我被严管，严管组更加戒备森严了，完全是一幅剑拔弩张的气氛。昨天晚上，赵宏英被杨指导员叫去单独谈了两个多小时，毫无疑问，那是针对我的问题而面授机宜。
赵宏英回来后又把郭有清和金保全叫到外面传达了杨指导员的密令。
今天早上刚一起床，赵宏英就把严管组八名犯人集合在门口训话，传达政府的两项指示：其一是重申严管组犯人绝对不准离开室内，不得与其它犯人接触。其二是严管犯人之间要开展检举、揭发运动，立功者受奖，违者从严惩处。说完后，他大有深意地扫了我一眼说：“李恒久你尤其要注意！”
这样一来，严管组虽然还是和大队一同出工，但不用说和别人讲话，就是彼此点头示意都难逃严密监视我的人们的眼睛了。
晚饭后学习时，杨指导员亲自召集全中队各组执行员（组长）开会。九点钟，赵宏英回到严管组，手里的板登（组长开会时每人要自备板登坐成一圈）还没放下就大声对我说：“从今天起，政府勒令你交待问题”。
“早就说过了，我没什么可交待的。”我把正看的《人民日报》放下，抬起头对他说。
赵宏英说：“这是刚才杨指导员的批示，而且从现在起，全中队要开展以你为重点的坦白、检举、揭发运动，你要放明白点儿，自已争取主动，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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