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根柱,北京市人,34岁,1980年因偷窃被教养2年,次年保外就医期间,因抢劫罪被判刑9年,注销户口,送青海唐格木劳改支队执行改造。1992年7月31日晚11时,于犯伙同张宝琪(与于在同一劳改场结识的劳改人员)以租车为名,将北京北新出租汽车公司王某某出租车骗至崇文区河泊厂南巷南口行抢,遭到司机的反抗,于犯持刀凶残将王扎死,仓惶逃跑。案发后,崇文刑警队侦察后认定为于根柱所为,随后向全市发出通报缉拿。
1992年11月17日,于犯又和张宝琪一起将居民蒋某某、孙某某两人分别勒死在马甸北土城后小树林里和朝阳六里屯石佛堂路西侧草坡上。
1992年12月10日,于犯又伙同持枪杀人犯王铁民在朝阳区大屯乡进行入室抢劫,将居民李某、梁某某夫妇用铁锤打死、割断食管,剁下手指,割掉脸上肉。案发后,王铁民被捕获,判死刑处决,于犯在逃。
1992年12月31日晚6时,于犯又将崇文区打磨厂胡同居民周某某枪杀,打开保险柜,抢走现金万余元,及金银首饰等饰品。北京市公安局从1992年起将于根柱列为重点追捕在逃人员,加紧了对于犯追踪调查。1994年5月通过电话查询及对于犯姘妇王某某行踪调查,发现了于犯窝点。正当进行蹲守时,于根柱同七子(张宝琪)、家宗3人在西城橇盗面包车,被车主发现,家宗被抓获。根据家宗口供,西城分局刑警大队将白塔寺的窝点端掉,缴获一支建卫24小口径步枪。同时于根柱再一次失去的踪迹。
此后,在秦皇岛发现于犯电话信号,又因秦皇岛电话局电脑出问题没能及时获得信息,再一次失去了抓捕于犯的机会。但是毒蛇总会出洞的,1994年10月14日于犯又同张宝琪、七民3人对房山区某加油站进行抢劫,打死一人,打伤一人后逃走。次日在河北涿州某饭馆因嫖娼交假美元被围,于根柱掏枪打伤一人后逃走,另外两人被抓获。随即涿州公安机关与北京市公安局取得联系,派人到现场认定了为于犯所为,对其在房山窝点进行蹲守,终没有见到于犯踪影。又一次失去了于根柱的踪迹。
战斗经过
1995年3月10日晚6时许,丰台区大弯火锅城歌厅有6男2女与歌厅服务员发生口角,被扎伤一人送到丰台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送伤员的4人随机溜走,医院通知丰台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后,刑警大队政委电话通知丰台镇派出所副所长立即带民警去医院访问。随后副所长又到大弯火锅城调查。在凌晨2时,接到丰台刑警大队政委电话指示,协查丰台镇一个叫大利子的人。随后,刑警大队的一民警、六里桥派出所一民警及分局防暴队的3名同志赶到。刑警介绍大利子叫赵某某,住丰台镇西仓库大院。副所长爽快地说:那个院的情况我熟,不用叫管界民警了。我带你们去。说完带领本所民警二人人一同去了西仓库。
赵某某住在五层,这里离两会京丰宾馆仅一墙之隔。因为是传唤证人,副所长考虑带枪去军队宿舍不合适,就让带着微冲和手枪的3名防暴队员守在楼门口,与本所三名民警上楼,敲开门后,正是赵春利开的门。他说:我知道为什么找我,是不是歌厅打架的事?,副所长推门进去说:你穿好衣服跟我们去派出所。这时副所长见北面小屋的单人床上睡着一男一女,于是问道他们是谁?。赵春利回答:不认识,是朋友介绍来的。这时那一对男女也醒了,副所长过去盘问。二人称:是城里的,晚上跟朋友喝点酒,听会儿歌,晚了回不去了,就睡在这儿了。副所长见那个男人的胸上、胳膊上都刺满了青龙,觉得这个人很可疑,于是说:都起来,穿上衣服,然后对赵军和苏成才低声说:他俩与案子可能有关,起床后一起带回去审查,说完与六里桥派出所的民警押着赵先下楼去了。
房中的一对男女穿衣服时,看押那一对男女的民警的BP机突然蜂鸣起来,民警低头看BP机时,情况发生了突变。床上的男人从褥子底下抽出一支手枪,将女的狠命推向民警,然后冲出门去。民警一把抓住这个女人,同时高喊:抓住他,他有枪!同时追出门去。副所长及另一民警听到喊声把赵交给门口的防暴队员,然后返回接应,往上冲。在二楼将持枪的歹徒堵住。歹徒抬手就是一枪,二人迎着枪口扑了上去,分别扭住歹徒的左、右臂,在夺枪时,歹徒又连开两枪,先打中了民警的左肩,又向副所长的头部打了一枪。副所长中弹后仍死死地抓住歹徒的右肩不放。搏斗中民警用那只未负伤的右臂抱住歹徒滚下楼梯。在楼梯拐弯处将歹徒压在身下。楼下的防暴队员冲上来了,另二位民警从楼上冲下来了,缴了歹徒的枪,里边还有3发子弹。将歹徒擒获后,经检验,此枪就是10.14涉案枪支。
1995年3月11日晚9时,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三科310预审室正在进行审讯。
预审员:“你因为什么被抓?”
案犯:“我把警察打了。”
预审员:“你把详细情况谈谈。”
上了手铐脚镣的案犯瘫在椅上不语。猛然间,他一低头。
预审员警觉起来,严厉问道:“你干什么呢?”
只见其满嘴是血,舌部咬伤,已无法说话,讯问中断。
几个小时前,丰台镇派出所副所长崔大庆带领几名干警,传唤头一天晚上在大享OK歌舞厅殴斗致死案的涉嫌人员赵春立。正值“两会”期间,为防意外,崔大庆安排3名携枪的防暴队员在楼下守候,他带领本所干警苏成才、六里桥派出所干警甘雷、分局刑警队侦查员赵军上楼敲门。传唤赵时发现,紧挨厨房小屋内的单人床上睡着一男一女。赵结结巴巴说:“他们和打架没关系,是市里的朋友,临时来住的。”
出于职业敏感,崔大庆决定把身份不明的男女一同带回所里审查。赵、苏留下带那一男一女,他与甘把赵带下楼。
赵、苏在小屋门口紧盯着那对男女的一举一动。满身纹龙的男青年背对着他们慢吞吞地穿着衣服,突然,他从褥子下面拿出一支手枪,猛然将那女的推向堵在门口的警察。赵、苏被撞个趔趄,他们顺手抄起菜墩、铝锅抡过去,可男青年已持枪窜出了门外。苏成才向阳台和楼下喊道:“大庆,大庆,他有枪!”便与赵军紧紧抓住女青年向楼下追去。
听到楼上“咚咚”的脚步声追下来,又见下面两个民警堵过来,持枪男青年在绝望之际,向警察射出了罪恶的子弹。面对疯狂的歹徒,崔大庆冲上去。殊死搏斗中,崔大庆直至牺牲还死死攥住歹徒的胳膊。甘雷忍着受伤左臂的剧烈疼痛,与案犯摔打到楼下,在赶来的战友们的协助下,制服了案犯。
一小时后查证,这个不明身份的男青年系全市通缉近一年的在逃犯于根柱,女青年是其女友。
上级指示,此案必须从快审结。
预审处连夜突审,当即把周末已下班的同志呼来。
老预审员周进平对案犯于根柱并不陌生。1994年5月“严打”期间,在审理朱志刚、张学刚、王铁民案件时,3犯均供于系盗窃、抢劫杀人等恶性案件中的主犯。于手上有数条人命,这次又丧心病狂地杀害了追捕他的公安干警。预审人员个个义愤填膺,但他们深知感情代替不了法律,只有从快查清于犯的余罪,使其受到法律严惩才能告慰英灵,缅怀战友。
没想审讯刚刚开始,于犯就咬舌自残。身背数起人命案,还有悬案待查证,咬伤舌头,无法供述,给案件的审理带来困难,同时也是对正义审讯的一种示威。
审讯与反审讯
这是一场审讯与反审讯的战斗。
于犯紧闭着溢血的嘴巴,脸部已疼痛扭曲。老周及时请来医生为于犯诊治。
于犯舌中部咬裂,被缝合7针。
“你这是何苦呢?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面对于犯的抵触抗拒,预审员反复做工作:“事已至此,这样能解决什么问题?你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为了哥们儿义气就去杀害你连名字都叫不出的无辜人。到了今天,还不能总结一下自己吗?”
几个小时过去了。于犯的眼珠转动了几下,终于,他那颗冥顽不化的脑袋点了一下。 第三天,于犯已能开口讲话。他道:“我不是对你提审有怨有仇,我知道自己罪重,也没什么说的,只等着死啦。可回头一想,你们说的也对,我才30多岁就走到今天的绝路上,还有什么可扛的呢?我是要下地狱的。我把你们警察打了,我想你们肯定得打我一顿出出气。可你们还管我,把我当人看 ”
他开始用他还不灵活的舌头交待了一桩桩一件件血案,供述了过去从未供过的两起杀人案,一起重大抢劫案,一起重大盗窃案。
抢出租、杀大款
1992年夏季的一天深夜,喝得酩酊大醉的于根柱一觉醒来,混沌的脑海里想起前段时间洗劫出租车司机的700多元钱已经花光,所剩无几。
有今儿没明儿的日子过得不舒心。他捅醒同伙张学刚:“咱们今天得去洗点钱花,买帐就算,不买帐就平。”
人带着匕首在凌晨1点多钟出了门,租一辆皇冠车,漫无目的地在城里转。当车开到崇文门附近一条又黑又偏僻的死胡同里时,他们凶相毕露,命司机把一天来的收入交出。
司机王卫和是180米高的大个子,身强力壮,奋力反抗,边夺刀,边跳车大声呼救。夜深人静,喊声吓得于、张当即下手,猛刺王背部。王肺部被刺穿,倒在血泊中。于、张仓皇逃窜。
于根柱喜欢钱,需要钱,他梦想天上掉下一个大钱包,用不尽、花不完,但他也知道没这等好事。
为了弄钱,他不择手段地去偷、去抢,然后大肆挥霍享受。他是个出名的“酒腻子”、“大烟枪”,又喜爱听歌跳舞,每日的花销达数百上千元。多年的犯罪使他悟出:为了小钱,也要精心设计,同样冒险,付出太多,得到太少,不值;要干,就弄一大笔,才能得到平衡。
1992年冬天,他在酒席上对两个同伙说:你们知道谁有钱,咱们去“做”(杀)了他。张学刚提供了自己的一个叫“国子”的“磁器”,咬牙切齿地说:“我早就想‘做’他。”
于兴奋了,把烟一掐,一拍桌子:“走,就把他‘做’了!”
几人一同到“国子”家院外观察动静。
天色渐渐黑了,只见“国子”的爱人急匆匆出门远去。他们互相递个眼色:“上!”由张放哨望风,揣着自制手枪的于和带着11连发小口径步枪的朱志刚走近“国子”家。
“咚、咚、咚!”“国子”闻声开门,他望着两个不速之客,礼貌地问道:“你们找谁呀?” “我们是朋友介绍来的。”于边说边和朱走进屋里。还没坐稳,就迫不及待地亮出家伙:“没别的,借点钱花。”
“国子”明白了,连声应允:“行啊。”打开保险柜外门,突然抬起头冲朱大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到底要干什么?”
于一个箭步跨上去,一手按住“国子”的脖子,另一手用枪口顶在他的太阳穴上,命令道:“转过脸去!”当“国子”刚一扭脸,“呯”的一声,就被撂倒在地。
朱抢上前,打开保险柜,用塑料袋大把大把地装着钱。
于怕“国子”不死,接过朱的枪又朝“国子”头部打了一枪。尔后抄起钱袋和首饰盒,扬长而去。事后,还后悔没再翻翻衣柜书橱,多抢些东西。
他们3人平分了“国子”的8.9万元人民币,每人戴上一枚20克重的金戒指。
双重人格
恶性良知
先后8人暴死在他的刀枪之下,一桩桩命案、一笔笔血债记载着于的人生,他走过的是充满了残酷的血腥之路。
父亲病故,母亲患有精神病,于根柱从小失去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不满于家庭的穷困,形成了他孤僻、蛮横的性格。高中勉强毕业不久,他因盗窃被劳教两年。1981年7月,又因携带火枪、铁棍等凶器抢劫被判刑9年。1990年刑满释放回京后,他也曾想过安安分分做点生意,挣点钱过日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向昨天要教训,向今天要成果。他把家里多年的积蓄全部投进他做的买卖中,却没给家里挣一分钱。看到人家20出头就赚了大钱,自己30多岁还这样穷困潦倒,他陷入了一片迷惘。刚回来时的那点自信消失了,他变得整天浑浑噩噩,喝酒抽烟打发时光,成了吃闲饭的人。正在这时,曾与他同在青海服刑的王铁民为躲避通缉找到了他。哥儿们找来了,当然要管;加上自己正不愿在家里吃闲饭,丢人现眼,他从家里不辞而别,和王浪迹社会,寻机作案,等待发迹。
从此,在“哥儿们”当中,他担当了“老大”的角色,今天为这个撑腰,明日为那个出气。他心黑手毒,“打人不尿血就不叫打人”,到处打、砸、抢、偷,杀人越货,作恶多端。
一次,和青海一帮服过刑的“难兄难弟”在歌厅里听歌,一个“难弟”跳舞和邻桌口角互殴打伤,跑来找到“难兄”于根柱帮报仇。于二话没说,带着七八个弟兄冲到舞厅。老板娘见这阵势,不停地陪着小心。于眼珠带血地问道:“这儿你做得了主吗?”老板娘话没出口,于上去就是一脚,把她踹出好几米远。接着,他抡起大刀向电视机狠命砍去。旁边一个小伙子轻声说了句:“干吗呀!”于回手就是一刀。
别看他逞凶发狂,其实用着杀人抢劫来的钱财,日子过得也不踏实。他爱唱歌,抢着麦克风就不撒手。背上血案后,他忍痛放弃听歌唱歌的念头,这两年都不敢轻易去歌厅。走在大街上,他不敢随便回头,怕人家盯上他。他从不乘坐地铁,怕盘查时给堵着;即使坐出租车,中途也要换乘几次。为了壮胆,他枪不离身,子弹上膛;白天别在腰里,晚上压在枕下;夏天出去放在手包里拎着,冬天出门别在后腰上。一次他在河北涿州杀人越货后心惊肉跳,怕在路上被捕,放弃了一切交通工具,硬是整整走了一夜从涿州步行逃回北京。
他自知罪孽深重,一旦发案,必死无疑,故而时刻警觉,甚至对同伙也怀疑三分。 那年秋天,与他一起溜撬盗窃20余起的同伙李健找到他,说自己因别的案情被公安机关通缉,想来避避风头。李见于不大情愿,威胁道:“一根线上拴着两只蚂蚱,我顶了‘雷’你也跑不了。”于笑道:“好啊,咱们都顶‘雷’”。过了几天,他便找到与李有过口角的王铁民:“咱们把李健‘做’(杀)了吧。”
二人一拍即合,酒后来到李家中,三下五除二就把李连带他妻子杀掉。于顺手抄起一只雪梨,坐在李尸体上大嚼大咽起来,边吃边说:“铁民,你把他们脸上的肉剜下来。”当他看到王在一旁筛糠似地抖动时,骂了一声:“废物,我来。”便抄起刀割下李健夫妇的脸和手指,仍进厕所冲走。
就是这样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审讯中提到他的家人时,他竟然流出泪来,凶残野蛮后面
的脆弱暴露无遗。他没给困难的家庭挣回荣华富贵,却惹来一桩桩的祸。他惦念病中的母亲,却不敢回家看看。他坦白:“流亡的日子不好过!我穿着昂贵的西服,兜里可能只装有20块钱。整日提心吊胆、东躲西藏的日子我真过够了。若有来生,打死我也再不这么活啦。”
就在他流露出内心深处对家人的一丝愧疚时,他是否想到那些无辜受害者的妻儿老小! 经侦查核实,于先后盗窃数10起,仅起获小部分赃物价值就有30余万元,抢劫杀害8人,重伤4人。
诡计多端的于根柱
于根柱生活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父亲是煤矿工人,脾气暴躁;母亲有精神病,家庭生活十分困难。没有得到多少家庭温暖,因而养成了冷漠,内向孤僻的性格。他虚荣心很强,怕别人看不起,就以残忍狠毒来标榜自己。他说鸡毛蒜皮的事不干,要干就干大的,我要参加肯定就是主犯。
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于根柱的同伙大部分都已落网,只有于犯在外四处逃窜,整日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尽管这样,于根柱不轻易接纳新的同伙。他认为:没胆的不行;有胆不敢下手的也不行。他在狱里呆了十多年,就喜欢看侦探小说,对森村诚一的推理侦探小说情有独钟,如何逃脱追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于根柱的今天。在琢州打伤司机后,没敢走大道,害怕这边一个电话,那边就要设卡堵截。他沿着小道,走了几十里路,回到房山时,脚上的鞋都磨破了。
于根柱怕作案后遇到公安人员突然降临,走到哪都带着枪。1993年初,于犯和同伙在越南芒街黑市购买了一些手枪和一支冲锋枪及手雷、子弹。1993年10月于根柱从张学刚那里拿走枪管电镀的毛瑟枪和6发子弹。1993年22月18日西城分局和市局刑侦处破获了这个倒卖枪支弹药团伙,抓获7名案犯,收缴了除毛瑟枪以外全部枪支弹药。
自从有了枪,于根柱作案更加肆无忌惮、充满血腥气味。他的枪总是子弹上膛,外出别在腰间,晚上放在枕头、褥子底下,枪不离身,如困兽一般。他对围着他的地痞流氓叫嚣:警察敢抓我,我就和他们拼了,绝不能让他们抓活的。
狡猾的于根柱从来不坐地铁,他认为那里检查很紧,一旦要求出示身份证怎么办,有点事还真跑不出去,非折了不可,小命也就死得快了。他也从不坐公共汽车,即使乘出租也倒换几次。为了防止侦查员发现他的联系电话,每次呼人都将留的电话原号首位上升一个数,自己用代码3000表示,使一般人很难发现和查找。
只要有与他很熟的人“进去”,他马上搬走,另找地方住。为了不让女友王某成为捕捉他的线索,不能让事坏在女人身上,自从王某从酒楼歌厅请假后,于根柱再也没有让她上班,不许回家、给家里打电话,王某的活动完全控制在他的视线之内。
一时间,于根柱没有动静,销声匿迹了。
抓捕通缉犯于根柱
1995年3月10日晚10点20分,丰台分局接到报案,一伙人在丰台大亨火锅城歌厅滋事,一人被当场扎死。分局刑警大队当即通知丰台镇、六里桥两个派出所派人同赴现场勘查。
经过5个多小时紧张调查,案情基本查清。11日凌晨4点多钟,丰台镇派出所副所长崔大庆得知刑警大队侦查员赵军和六里桥派出衅民警甘雷等人要去丰台镇东安街19号院,传唤与此案有关的赵春利,便对他们说:“那个院的情况我熟,还是我带你们去。”
来到赵春利住的楼门时,崔大庆对同来的三名防暴队员说:“你们在楼门口接应。”随即便与赵军、甘雷和本所民警苏成才一起上了楼。
敲开赵春利的门后,崔大庆刚间他姓名,赵春利就说:“我知道你们找我干什么,是不是大亨歌厅打架的事?’’崔大庆说:“就是这事,你穿好衣服,跟我们去派出所。”这时崔大庆发现他家北屋的单人床上睡着一男一女,即问赵春利:“这俩人是谁?”赵春利说:“不知道,朋友介绍来的。”
崔大庆见两人已醒,便间:“你们是哪的?’’男人答:“北京的。”崔大庆(崔大庆生命的最后一刻:抓捕恶魔于根柱)又问:“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男的说:“晚上跟朋友喝了点酒,听了会儿歌,就住下了。”崔大庆即对赵军、苏成才说:“这俩人可能与案子有关,看他们穿好衣服,带回派出所审查。”说罢,他对身旁同伴们留下了一个只有民警才能看得懂的眼神。随后与甘雷押送赵春利下楼,交给防暴队员。就在他们准备返身上楼接应时,突然听到苏、赵喊声:“抓住他,他手上有枪。”甘雷由于年轻,冲在了前面。在楼道中,持枪的歹徒见到身穿黑皮夹克的甘雷怔了一下,似乎在判断这个人是否是民警时,甘雷利用这个瞬间冲上去,抓住了他的右手,稍后冲上来的崔大庆也抓住凶犯的左手,然而罪恶的枪声响了。一枪击穿了甘雷的左臂,另一枪则使崔大庆倒下了……
手臂负伤的甘雷急红了眼,顾不上伤痛,抱着凶犯滚下了楼梯,并发出愤怒的吼叫,将他压在自己的身躯下。在二楼转弯的平台处,冲上来的防暴民警用冲锋枪口对着凶犯,遂缴获了那支手枪。此人正是被通缉的要犯于根柱。
看来,曾经在众匪面前夸口“警察如果抓到我,我拼了然后自杀”的于根柱,也非真想“杀自成仁。”当甘雷拧住他的手臂,迫使其手中的枪口对着他自己的下领时,于根柱也未敢开枪自杀。只是到了看守所内,他才将自已的舌部咬裂,企图抗拒交待。
在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迅速组织了强有力的预审班子,对于根柱进行了强大的攻势,同时也给予了应有的治疗与待遇,使于犯终于将自己所犯的罪行彻底交待。这个与法律为敌,视人命为草芥的凶犯,终于为法律所制裁,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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