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治民在审讯过程中承认那些钱物是由他本人存入银行的，而闫崇善是他妹夫，金陵寺镇闫村村民。为什么要以闫崇善的名义存款呢？龙治民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态度很暧昧，他先是犹豫了一下，说他一时想不起为什么了，不为什么，只是随便找个熟人的名字写上罢了。稍事沉默以后，他也许自觉这样的供诉难以服人，便临时编造一个理由似的，说他妹家和他岳母家（龙的女儿一直寄养在那里），同在闫村仅一河之隔，他用妹夫的名义存款而不以岳母的名义存款，是为了能让妹妹常取出一些钱，直接花在她女儿身上，以免岳母一家从中揩油。这一番解释到也合情合理，但是，龙自己为什么不直接给女儿花销，而托付给别人呢？这是疑问一。疑问二，既然意欲让妹妹代劳，为什么不将钱存在金陵寺镇--闫村就在镇街上，而要存在闫村50多里外的县城呢？并且，那几张写着妹夫姓名的存单，为什么没有给妹妹家呢？以存入的日期看，均在半年以前，“还没有顾上拿到闫村”的话站不住脚。
在这两个疑问面前，龙治民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干脆打翻了上述解释，声称他编了谎，而又回到最初的解释上，说他一时想不起来为什么要借妹夫的名字存款了，好象也不为什么，只是随便找个熟人的名字安上罢了。“刚才我这样说，怕你们不信，才编了谎。”
侦察人员驱车前往金陵寺镇。
金陵寺镇距王墹村四十余华里，在商县属一大镇，由于龙治民的岳母、女儿、妹妹居住在此，此地又是龙早年读书、生活过的地方，熟人较多，案发前他常常出没其间，金陵寺就成为此案重点监控地区。
闫崇善家在闫村一村巷的深处，周围紧傍四邻，别无空间。一个用柴篱围成的狭长的院子，院内堆放杂乱无序。室内似乎同龙治民家一样昏暗，地面坑洼不平，墙壁和屋顶被烟火熏染得墨黑。侦案人员来闫村时，就带着将在闫崇善家有所发现的心理准备，现在院内的零乱和室内的阴暗气氛，使他们的神经更加紧张……
“5.28案件”一发，龙妹一家便陷入惶惶不安之中，包括孩子，家里无一人去王墹村探情况，及至过后几日，龙妹一家被告知不得外出，待在家里随时等候公安机关的传讯。
现在侦案人员来了，似乎是龙妹一家早已盼望的。龙妹夫妇很知趣的让孩子们出去，但不让他们走远，以免公安人员生疑。夫妇俩客气、拘谨、紧张，但无惊慌之色。对于王墹村发生的凶案，他们的回答与王墹村人以及诸多与龙治民相识的人回答一样：想不到。也提供不出有价值的线索。当问到存款单的事，闫崇善一怔回头问龙妹：“你知道吗？”
龙妹回答说：“我咋会知道哩？”
闫崇善沉吟了一会，愤愤的说：“狗日的陷害我哩！”
侦案人员疑惑地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看，事情一出来，你们就按存单的名字寻我来了。他这不是陷害我是啥？”
“龙治民为什么要陷害你呢？”
“恨我嘛，我打过他，打过好几次哩！”说到他与龙的仇恨，闫崇善愤怒的神情里含有着一种轻松感。因为与龙有仇这一事实有助于他与龙案洗清关系。他说：“最后一次我说，你要是再来，我就打断你的腿！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来了。我们也和他断了来往。”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早了，都四五年了。”
“龙治民来你家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打他？”
闫崇善看看妻子，没有回答。龙妹忽然站起来说：“那是瞎种……”没容她说下去，闫崇善抢过话头说：“他老是来寻事，要吃要喝，要钱要粮，要他妹子去给他屋里做活，骂他妹子和我害了他，给他娶了个瘫瘫媳妇……”
龙妹在一旁抹起了眼泪。
这时闫崇善突然高声说道：“他要是没让你们抓了，下一个怕就该杀我了……”不等侦察员诘问，他就解释说：“我打他嘛。”
侦察人员感到，闫崇善夫妇和龙治民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仇怨，其中必另有隐情。又问了几句，见夫妇二人还是那些话，不便在追问下去，就把龙治民对以闫崇善之名存款的解释告诉他们。
闫崇善夫妇说龙是胡说八道，他们家和河对面龙的岳母家早就断了往来，跟仇人似的。原因是龙的岳母多次指责龙妹做媒，把女儿闫淑霞送到了火坑里，为此龙的岳母多次跑到闫崇善家吵闹，骂的龙妹上不成工。龙妹就是想照顾侄女，由于龙的岳母插在中间，她也做不到。
最后侦案人员把闫崇善带到县里，让龙的存款单上写明的储蓄所的办事人员辨认，均说对闫崇善没有印象。
闫崇善是复员军人，供产档员，历史清白。
此间龙犯的西邻何家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何老汉说，有一次---时间记不得了，好象是去年二月间的事，他家的一头猪掉进了龙家门前的东大坑里。龙治民为此大为光火，隔着院墙大骂何家，说把他家的萝卜窖毁了。当时何老汉心里就犯嘀咕：就这么大点事，龙治民何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呢？何况倒霉的又是何家--猪交扭了，而一头猪掉进窖里又能毁坏什么呢？何老汉忍受不了辱骂，就和龙大吵了一场，更蹊跷的是龙自己跳进窖里把猪推了上来。问到东大坑是什么时候有的，何老汉说去年冬天还没有，坑是今年年初挖的。
“龙治民自己挖的？”
“是他叫人挖的。”
“叫的谁？”
“好几个人呢，都是外乡人，不认识。”
何老汉的儿子却记得一个。那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何老汉的儿子和他搭过话，年轻人说他是梁铺乡刘河村人。何老汉的儿子曾听见喊他叫庆娃。
梁铺乡在县城东南二十余华里，当侦察人员来到刘河村时，见一群村民正在一棵大树下谈论龙案。警车一出现在村口，就有一个小伙从树下忽地站起来，离开人群，慌慌张张地闪入一条巷子。
“是这个人吗？”
“好象是……”何老汉的儿子说。
当侦案人员在村民的指引下追到刘庆娃家时，见刘庆娃正蹲在屋檐下缩成一团，浑身哆嗦，不等询问，他就喊：“我没干啥，只给他挖过萝卜窖……”侦案人员当即把他带走，另留下人对刘母进行调查。
下面是刘母讲述的情况：
事情发生在去年腊月间，有一天一个穿一身黑棉袄的矮个汉子寻到刘家门上，见了刘母就喊她姨，声称是刘庆娃的朋友。刘母正纳闷，刘庆娃从从屋里迎出来，告诉母亲这人姓龙，家在王墹，是前些天在集上认识的。认识几天就称朋友，又一副油嘴滑舌，这让刘母心里很不舒服。后来刘母把此感觉告诉儿子，刘庆娃说：“人家就凭嘴吃饭哩！”专给说不上媳妇的人说媳妇。听说龙是给儿子说媳妇的，刘母高兴起来，用好吃好喝款待客人，还留龙在家里住了两夜，临走又塞给龙五元钱。
问到龙在刘家两天的活动，刘母先是说他也没干什么，吃喝乱说罢了。侦案人员告诫她：“这可是天大的案子，北京都来人了，你可不敢有丝毫的隐瞒。”刘母又讲了一件对她来说不讲也罢的事：
龙在刘家的第一天夜里与刘庆娃同宿，睡的木板床。第二天龙称他是晚睡感冒了，又是咳嗽又是流清涕，要求第二夜睡刘母睡的热炕。刘庆娃的父亲已去世，刘母一直和孙女睡那张热炕。她觉得不妥，说晚上给他加一床被褥，但龙执意要睡炕，不由分说脱鞋上了炕。刘母看他40岁，她60余岁，乡村里男女老少谁在一张炕上也是常事，便没有在意，任他睡下了。不料半夜里龙治民爬到她身上，她掀也掀不动，又不敢叫喊，因为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大儿媳妇与她素有矛盾，怕被听见，又怕惊醒孙女无奈只好忍辱从之。第二天龙跟没事似的，走时还问刘庆娃索要媒礼，刘庆娃向母亲要钱，而刘母只想尽快把龙打发走，掏出5元钱塞给刘庆娃骂道：“看你交的什么人。”
对刘庆娃的调查是在县公安局进行的，除了龙犯强j刘母的事，对龙在刘家的活动，刘庆娃的供诉与刘母的讲述没有大的出入。由于寻媳妇心切，当时他并未把母亲“不要再和这人来往”的告诫听进去，他不断跑到王墹村询问提亲的情况，结果在今年腊月间被龙留在那里做了几天活。
他做了两天，挖了门前的萝卜窖。挖窖之前，龙治民用石灰打了线，并叮嘱刘庆娃千万不要超过灰线。刘庆娃当时曾想：挖萝卜窖嘛，大一点小一点有什么关系？还打线哩！心想龙这人做事很讲究哩。挖窖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他沿东边的灰线往下挖时碰到了一块大石头，抠出石头，不得不把灰线往东边移了一段，结果挖出了一块骨头。刘庆娃看着象人骨，就喊：“老龙老龙，这地里咋还埋着人哩！”龙治民从屋里跑出来一看，脸刷地白了，但他很快掩遮了过去，说：“那是老坟吧。”第二天龙就打发刘庆娃回去了。
刘庆娃最后说：“想想真让人后怕，当时我要是在多问几句，龙治民还能让我回去？”
刘庆娃的供词有着重要价值，由此可推断出东大坑的33个死者最早是在1985年腊月以后陆续被害的。但基本可以排除刘庆娃的同案嫌疑。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一部分侦案人员对此案是否有同案犯产生了怀疑。倒不是因为龙犯在供词里未涉及他人，一直咬定此案是他一人所为。
假设存在一个杀人团伙，龙治民在其中是什么角色呢？窝主？窝赃的窝主？从龙家并未搜出多少赃物，也许把赃物分了。龙分得赃款不过才500多元，却把40余具尸体留给了他！他倒是窝藏尸体的窝主了。龙并不痴笨，怎么会为得几百元而担当窝藏40余具尸体的风险呢？
从目前搜查的情况看，并未在其他地方发现尸体，那么作案现场主要在龙家。这个“杀人团伙”为什么把杀人现场安排在龙家呢？那并不是一个隐秘所在（不能设想他们在别处杀了人，还要把尸体转移到王墹的龙家）。据王墹群众反映，龙家常有闲杂人出没，可以把这些视为龙的同案，但也可视为龙的猎物。更主要的一点是三具尸体没有掩埋。如果作案的是一个团伙，是不会让这样的事存在的，只有具有变态心理的杀人者才会这样做，而心理变态只会是单个人，一个杀人团伙不会集体变态。
但是没有人把上述想法摆到桌面上。因为追查同案犯是自上而下一个总的心理趋势，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当时严峻的情势下，出现这种心理趋势乃是必然。追查结果，没有同案犯便罢，如果有而没有追查，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了。一个瘦小如侏儒一样的人和40余具尸体，你无法把二者联系成一体，无法不在二者之间立起一个有犯罪团伙存在的假设。况且有公安部、省公安厅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亲自坐镇，谁也不敢怠慢，掉以轻心。在每日一次在地区公安处会议室召开的例会上，一位高层领导人就要求办案人员“首先，把凶犯不是一个人的观念树立起来。”许多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挖知情的，同案的，查社会上有无逃跑的、自杀的……”
“是一个人，还是团伙？不然他（龙治民）怎么会没有一点伤……”
“……把调查范围放宽一些，有一点可疑的都划上。亲属、朋友、来往过的人，关系密切的……重要的是要防止（同案）逃跑、自杀、行凶……”
然而一条条线索如同闫崇善、刘庆娃那样的线索一样，看似有疑，追查到底却收获甚微。鉴于追查同案犯的工作无多大进展，侦破领导小组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为此制订了有关政策，由各级档政部门口头向下传达：
一、凡过去听到、看到龙的犯罪活动，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未讲，现在讲出来，一律不追究责任；
二、凡提供、检举龙的犯罪活动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表扬或奖励；
三、凡由于不了解龙的犯罪活动，接受或为龙保管东西，主动交出来者，一律不追究责任；
四、凡与龙有一般牵连的，只要主动说清事实，一律不追究责任；
五、凡参与过龙的活动（同案犯）只要说出事实真相，可以从宽处理；
六、凡直接参与犯罪活动，拒不交代，经查证落实后，从严处理；
七、凡破坏干扰侦破工作的，及时打击；
八、龙的朋友、亲戚、知情者、都应积极检举揭发；
九、检举形式。可以面谈、写检举材料，也可以向检举箱投报，任何人不得干涉。档团员、各级干部要带头检举揭发。知情不报者，分别情况给予处理。
为了安全和审讯工作的方便，从6月1日起，龙犯被转移到武警部队一间大办公室关押。同时闫淑霞亦被拘审，另处关押。关押龙的大办公室内外，防范极严，室外有固定岗哨和流动哨，室内四个屋角各有一名持枪警卫，昼夜轮流换班。室内的设施仅有一张供龙睡眠的床铺，安置在中央。为防止龙犯自杀，四壁蒙上了草帘子。除了上厕所，龙的吃喝睡眠以至被提审均在此室。而审讯时所用的桌凳在审讯时才搬进来。从早到晚，龙犯镣铐不离身，只是在审讯时，才将手铐从背后挪到前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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